武德三年（620年）七月，当秦王李世民率五万唐军进逼洛阳王世充时，突厥汗国处罗可汗在定襄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召开军事会议。与会者包括其弟颉利可汗、粟特谋臣康苏密、阿史那思摩等重臣。
康苏密献策道："唐军精锐尽出，关中空虚。若使王世充据洛阳以牵制唐军，我等可乘虚取并州，复立隋室，则中原可图。"
他的这一战略建议既延续突厥"以汉制汉"的传统，又暗含重建隋炀帝之孙杨政道傀儡政权的企图。
处罗可汗遂采纳此建议，特命心腹特勒阿史那揭支率两千精骑，伪装成商队沿太行径南下。这支使团携带的不仅是密信，更有象征盟约的狼头纛，突厥立国之初由伊利可汗所制，凡赠此纛即视同军事同盟。据《通典·边防典》载，密约承诺"秋高马肥时发兵十万，自马邑南下会攻太原"。
时任唐朝潞州总管的李袭誉早布眼线于滏口陉，待突厥使团夜渡漳水时，他亲率轻骑五百突袭。唐军以火把齐明虚张声势，使突厥误判遭遇主力，阵脚大乱。此战不仅缴获牛羊万计，更在缴获文书中发现处罗可汗用隋义成公主印玺签署的盟书，《旧唐书·突厥传》载道："隋义成公主在突厥，每岁与可汗书，称臣自固"。
这一事件直接导致李渊立即调整战略，他任命太子李建成加强蒲州防务，并遣宇文士及出使突厥行缓兵之计。而王世充失去突厥外援后，不得不再次收缩防线困守洛阳，为次年虎牢关决战埋下伏笔。
两日后，长安城内突然接到骠骑大将军可朱浑定远密报："并州总管李仲文与突厥暗中勾结，企图趁洛阳战事胶着之时，引突厥骑兵直取长安。"
可朱浑定远作为北魏以来活跃于代北的鲜卑贵族，其家族谱系可追溯至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的可朱浑元。《北史》载其祖上"世领部落，雄于边塞"，至隋末归附李渊，可朱浑定远因骁勇善战获封骠骑大将军。这位时年四十二岁的鲜卑将领，兼具游牧军事传统与中原官僚体系的双重认知，这种特殊身份为其密报增添了复杂的历史底色。
《资治通鉴》卷188详载，当李世民围攻洛阳之际，并州总管李仲文被控"私蓄突厥战马千匹，常使胡商传递密信"。考诸《旧唐书·李仲文传》称其叔父李密在瓦岗败亡后，李仲文确曾"阴结突厥以图自保"。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四月突厥处罗可汗已派阿史那揭支援王世充，八月更欲立杨政道为隋王，在此背景下，正是李仲文掌管着太原这个突厥南下必经的战略要地。
武德三年（620年）秋，骠骑大将军可朱浑定远密告并州总管李仲文勾结突厥一事，成为唐初政治军事史上一桩扑朔迷离的公案。《资治通鉴》卷188明确记载此事，称李渊闻报后急召李仲文入朝，下狱审查。据《旧唐书·李仲文传》载，这位曾参与太原起兵的将领“坐通突厥事觉”，却在押解途中“未及遣而暴卒”，其死因蹊跷，为后世留下重重疑云。
从突厥战略背景观之，《通典·边防典》记载处罗可汗同年确有扶持隋室后裔杨政道、重建傀儡政权的计划，与密报中“引突厥骑兵直取长安”的指控形成呼应。而《旧唐书·突厥传》所载义成公主“遣使告王世充”之事，更印证突厥与中原割据势力频繁联络的史实。在此背景下，镇守并州（今太原）这一突厥南下咽喉之地的李仲文，其立场自然备受关注。史料中虽缺乏直接物证，但《册府元龟》提及礼部尚书唐俭在并州查获突厥文书，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亦转引《太宗实录》称突厥俘虏供认李仲文“许开关隘”。然司马光本人对此存疑，认为可能是唐廷构陷之辞，凸显此案的复杂性质。
同时，告密者可朱浑定远的身世为事件增添了另一重迷雾。据《北史·可朱浑元传》记载，其家族系辽东鲜卑，北魏时内附，西魏时期位列十二大将军。《元和姓纂》载可朱浑氏“世居代北”，与李仲文辖区重合，虽无直接证据表明双方存在部曲争夺，但地域利益冲突的推测合乎逻辑。值得注意的是，《大唐创业起居注》披露李渊曾密令“不可使仲文至长安”，暗示朝廷高层或早有处置之意。而李仲文“暴卒”的蹊跷结局，新旧唐书均未明言死因，使得此案更显诡谲。
后世学术界对此案的解读也存在显着分歧。陈寅恪从代北胡族与关陇集团权力博弈的视角出发，认为可朱浑定远之举实为争夺并州控制权；黄永年则强调此案本质是李渊借机削弱地方势力，折射出唐初中央集权的强化趋势。关于李仲文是否真叛，岑仲勉认为其或为“保境自守”而私通突厥，吕思勉则质疑：“若真通敌，何不于突厥南下时响应？”直指此案可能是李渊猜忌边将所致。
值得关注的是，后世笔记小说《隋唐嘉话》称贞观四年李靖破突厥时，曾缴获证实“唐将通敌”的文书，太宗命焚之不宣。虽此说未入正史，却暗合唐代官方对边疆将领通敌案的敏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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