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年间（627-649年）进一步调整后，随州辖境稳定为随县、唐城县和枣阳县三县，总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涵盖今随州市、广水市及枣阳市部分地区。这一行政架构深刻反映了隋唐政权对地理战略的考量：随县作为州治，依托?水与涢水交汇的水陆枢纽地位，维系南北商道；唐城县据守桐柏山隘，防范来自汝南方向的威胁；枣阳县则与南阳盆地形成联动，成为经略荆襄的前沿基地。
武德三年徐毅举随州降唐后，李孝恭、李靖正是以枣阳为据点，沿涢水南下平定萧铣，而随县则成为转运汉江粮饷的中枢。尽管光化县在贞观年间划归襄州，顺义县最终并入随县，但随州"三县鼎立"的格局直至唐末未有大变，其行政边界的稳定性恰恰印证了隋唐之际对此地战略价值的长期重视。
隋唐之际，随州既是荆襄与中原的陆路枢纽，又是汉水航运的关键节点，向西经襄阳可抵汉中，向东顺涢水而下可达武昌，向北经方城隘口直通洛阳。王世充称帝洛阳后，随州作为其势力范围最南端的要冲，承担着三重战略职能：一是屏障南阳盆地，防止唐军从荆州（今湖北江陵）北上截断洛阳与江淮的联系；二是监控汉水航道，保障来自竟陵（今天门）、沔阳（今仙桃）等江汉粮仓的漕运；三是维系与南方萧铣（割据江陵的梁帝）的脆弱同盟。
徐毅举随州降唐，不仅使王世充丧失了汉水东岸重要据点，更令唐军得以在汉水中游建立起桥头堡，李孝恭部唐军次年（621年）正是以随州为跳板，配合李靖顺汉水南下平定萧铣势力。
随州降唐事件还引发了连锁反应，相邻的安陆（今湖北安陆）、沔阳等地守军相继动摇，导致王世充江淮粮道暴露，迫使其再次收缩防线，间接促成次年李世民围困洛阳时王世充陷入"城内粮尽，绢一匹直粟三升"的绝境。现代考古在随州擂鼓墩发现的战国曾侯乙墓遗址，恰印证了该地自古扼守南北要冲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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