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绍宗上前一步，眼神坚定，抱拳道：“大王放心！末将等必不负所托！定叫那王世充见识见识我江淮健儿的厉害！只是……”他略一迟疑，不确定的说道，“两千精兵，是否……”
杜伏威抬手打断其语，眼中精光一闪，道：“两千，足矣！此非倾巢之战。一则，秦王麾下猛将如云，不缺我们这点人马去填壕沟；二则，江淮乃我等根本，不可空虚。这两千‘上募’，是我手中最锋利的刀刃，一为助战，二为扬威，三为探明秦王与朝廷的虚实。记住，你们是去助拳的，不是去争首功、拼家底的！仗要打好，人更要给本王全须全尾地带回来！”
陈正通听罢，心领神会，郑重抱拳道：“末将明白！此去当审时度势，扬我军威，助秦王破城，绝不让王世充有喘息之机，亦绝不令我军徒作无谓牺牲！定不负大王保全江淮、借势除患之深意！”
杜伏威站起身，走到阶前，重重拍了拍陈、徐二人的肩膀，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道：“好！即刻点兵，星夜兼程，北上洛阳！告诉秦王世民，就说我杜伏威麾下儿郎，来助他拿下这东都洛阳城！也让天下人看看，我江淮吴王，心向天朝，绝非虚言！去吧！”
陈正通、徐绍宗齐声应诺，甲叶铿锵声中，转身大步流星地走出议事厅，身影迅速没入黎明前的黑暗中。杜伏威负手立于厅门，望着他们离去的方向，目光深邃，仿佛已穿透千里烽烟，落在那座被重重围困的洛阳城上。
杜伏威决定出兵援助秦王李世民攻打王世充，其决策背后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既有对唐朝中央权威的表面遵从，更包含了对自身江淮基业存续与扩张的深谋远虑。早在武德二年（619年），面对中原李唐王朝的迅猛崛起和自身所处江淮四战之地的险境，杜伏威便主动选择了名义上的归顺，他接受唐高祖李渊册封的淮南安抚大使、和州总管及吴王爵位，并获赐李姓。这一举动在政治上将自己纳入了唐朝的藩属体系，暂时获得了相对安稳的外部环境，得以专心整合江淮内部，击败强敌李子通，巩固了对富庶长江下游的实际控制。然而，这种归顺绝非无条件的臣服，杜伏威在辖区内保留了高度的自治权，军队和赋税仍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当时间推移至武德四年初，洛阳战局陷入胶着，李世民的大军虽已重重围困王世充，却因城防坚固和窦建德援军将至的阴影而久攻不下。此刻的唐朝朝廷，必然迫切希望动员一切力量尽快解决王世充这个心腹大患，以避免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危局。因此，对名义上已臣服的江淮强藩杜伏威施加压力，要求其履行藩属义务出兵助战，几乎是必然的政治操作。李渊的诏令或使者敦促，很可能直接抵达了杜伏威坐镇的历阳大本营。
然而，杜伏威的响应并非单纯被动服从。他敏锐地洞察到其中蕴含的机遇：一方面，积极出兵是对长安朝廷展现忠诚的最佳方式，有助于巩固其被承认的吴王地位和合法性，为未来在唐朝框架内争取更大空间埋下伏笔；另一方面，盘踞洛阳的王世充势力与其江淮领地相邻，实为潜在的巨大威胁。若王世充取胜或长期存在，必将觊觎江淮。趁唐军主力牵制住王世充之际，派兵参与致命一击，实质上是借唐朝之力铲除卧榻之侧的劲敌，消除自身西线的隐患。
同时，杜伏威决定派遣两千精兵而非倾巢而出，也体现了其精明的算计，这支力量足以显示诚意、参与关键战役获取战功，又不至于过度削弱自身防御力量，以防江淮有变。因此，杜伏威的出兵，是唐朝中央的军事要求与其自身主动的地缘政治谋划高度契合的产物，是其作为乱世枭雄在审时度势后，为巩固权位、消除威胁、并图谋未来而做出的主动且利己的战略抉择。
至于此次代表杜伏威增援秦王的陈正通与徐绍宗，作为隋末唐初江淮豪雄杜伏威麾下的重要将领，他们的生平虽未在史册中留下浓墨重彩的独立篇章，却在杜伏威崛起与归唐的关键节点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是那个风云激荡时代的典型战将缩影。他们早期便追随杜伏威，投身于反抗隋朝暴政的洪流，在江淮大地纵横驰骋。两人凭借勇武和忠诚，在杜伏威整合江淮诸势力、击败强敌如苗海潮、李子通的一系列战役中累积战功，逐渐崭露头角，成为深受杜伏威信任与倚重的心腹大将。
尤其是隋将陈棱率精锐官军南下镇压时，在决定杜伏威集团命运的清流之战中，陈正通、徐绍宗作为核心战将，必然亲冒矢石，冲锋陷阵，与杜伏威一同浴血奋战，最终击溃强敌，此役的胜利奠定了杜伏威在江淮的霸主地位，也锤炼和证明了他们的军事才能。当杜伏威于武德二年（619年）审时度势，接受唐朝招抚，获封吴王、淮南安抚大使后，陈正通与徐绍宗的身份也随之转变为名义上的唐朝将领，但实际仍效忠于杜伏威，协助其镇守江淮根本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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