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秦王围困的东都洛阳城内，御史大夫郑颎，虽身居王世充所授的高位，骨子里却浸透着对这位僭主的鄙夷。他洁身自好，不肯同流，便将这满腹的不合作化作一纸纸“病告”，经常称疾在家，拒不出席朝议，更不沾手半分郑王政事。
郑颎出身于名闻天下的弘农郑氏，这一支源远流长的中原冠冕世家，素以儒学传家、忠义立身。在隋炀帝执政时期，得益于家族的深厚底蕴与自身的才德，郑颎早已步入仕途，以其学识和稳重踏实的作风，在朝廷中累积了一定的声望与地位，成为门第清贵、前途可期的士大夫阶层的一员。
然而，天下大势剧变于隋末的滔天烽火之中。当王世充于洛阳篡夺了隋朝的政权，自行称帝，建立“郑国”，并开始收拢前朝官员以壮其声势之时，郑颎因其家族背景和过往的官声，不可避免地进入了王世充的视线。
王世充当时亟需像郑颎这样出身高门、有威望的重臣来装点门面，为自身窃来的帝位披上一层“众望所归”的合法外衣。于是，他强行征辟郑颎，授以御史大夫这一监察百官、位高权重的显要职位。然而，这表面的恩宠却掩盖着强迫的实质。
面对王世充的任命，郑颎的内心充满了深刻的抵触与原则性的拒绝。他的不合作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其植根于儒家纲常伦理的深厚信念。首先，在王世充眼中引以为傲的“天命所归”，在郑颎看来，不过是一场僭越叛乱的虚伪闹剧。王世充背主弑君（前期王世充实质控制皇泰主杨侗并最终将其杀害），通过暴力和权谋强取豪夺，建立的是一个根基不牢、充满血腥味的篡位政权，这与儒家的忠君思想、君臣大义完全相悖。
郑颎因深受儒家正统理念浸润，无法认同王世充这种悖逆臣节、犯上作乱的伪政权。其次，身处洛阳这个权力漩涡的中心，郑颎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清晰地认识到王世充其人的本质，刚过三十而立之年的王世充虽具枭雄之才，但心胸狭隘、多疑好杀、刻薄寡恩。这样的君主，绝非值得托付和效死的仁德之君，其所建立的政权注定难以长久，追随他，不仅违背了士大夫的政治伦理，更是将自己绑上了一条通往覆灭的危船。
更为关键的是，郑颎及其家族所代表的北方高门世族，已经逐渐看清了当时天下的形势走向。李渊在太原起兵，打着拥戴隋室的旗号后必然会逐步取而代之，占据关中形胜之地，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与清晰的统一方略，其建立的唐朝政权，更符合士族心目中“天命人心”之所向，代表着正统秩序恢复的可能。郑颎的不合作，也是基于对整个世家门阀未来投向的潜在判断。
因此，身陷洛阳的郑颎，虽被强行授予高位，却抱定了誓死不为叛逆之臣的决心。为了表达无声但最强烈的抗议，他采取了决绝的策略，以患病为由，彻底回避任何朝廷职责，既不上朝奏事，更不履行御史大夫分内的任何权力。这种看似消极实则异常刚烈的“非暴力不合作”态度，将他抗拒王世充、坚守节操的立场公开化，形同对王世充政权合法性的公开蔑视。这令本就极度敏感的僭伪之主王世充如芒在背，视为一种巨大的羞辱和政治上的公然挑战。
王世充对郑颎的不合作，最初尚存一丝利用其名望的幻想，期望以威逼或时间消磨其意志。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当洛阳在李世民大军（唐军）日益紧逼的围困下摇摇欲坠，王世充自身的统治危机感达到顶点时，他的暴虐本性终于彻底爆发。
王怀文刺杀事件发生后，王世充统治更显危机，郑颎在上朝时对王世充说道：“臣听说佛祖有金刚不坏之身，陛下您也真是如此啊！臣实在是万分幸运，能生在您这位活佛在世的时候。我愿意放弃官职，剃度出家做和尚，勤勉修行，以此祈求佛祖保佑陛下的神威武功。”
王世充听后，自然知道郑颎所说并非真意，实为再次推脱辞官之由，他强压怒火道：“郑大人，你是国家重臣，声望向来很高，突然去当和尚，只会引起世人惊骇。等战事平息了，我再成全你的心愿。”
郑颎一心辞官，不肯让步，还是坚持请求去做和尚，王世充却也是铁了心不允许，朝堂之上，二人最终不欢而散。
郑颎退朝归家后，对妻子说道：“我从小束发做官，一心向往名誉和节操。不幸遭遇此等乱世，颠沛流离到了这般田地，委身于这个充满猜忌的朝廷，战战兢兢地站在随时可能覆亡的位置上。我智谋能力浅薄，无法保全自己。人生总有一死，早死晚死又有什么区别？不如暂且顺从我的心愿，只要让我出家，就是死也没有遗憾了。”
于是，他不顾亲朋好友的劝说，第二日就剃光头发，披上僧衣，一心做起和尚，不再上朝。
王世充听说这件事后，勃然大怒道：“这郑颎老奴，以为我必定兵败，想用这种方法苟且偷生吗？不杀你，怎么震慑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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