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四年（621年）二月中旬，洛阳城中郑国兵部尚书段达骤然暴毙，洛阳城内更是显得阴云密布。王世充困守孤城拒绝投降，人心惶惶之下，人人都在为自己谋求出路，树倒猢狲散之势已成。到了二月二十九日，前路昭然之下，王世充麾下的郑州司兵沈悦，遣出密使，潜行至唐军左武候大将军李世积驻守的管城，献上降表，表达归降之意。
古郑州的核心区域，正是今日河南省郑州市的中心城区，尤其是管城回族区一带。这座城市的历史如层层叠压的文明地层，从夏商时期的王都根基一路绵延至今，城址三千六百年未移，堪称华夏大地上罕见的“古今同地”奇迹。
早在大约公元前2070年夏朝初立之时，大禹便建都于登封阳城（今郑州登封王城岗），使嵩山周边成为夏王朝的核心活动区域。而到公元前1600年前后，商汤灭夏，建立商朝，最初定都于亳（今商丘），至第十任君主仲丁时迁都至隞（今郑州商城），这便是郑州首次以王都身份登上历史舞台。
现今郑州市中心仍保存着规模宏大的商城遗址，其内城呈长方形，外城呈圆形，构成“外圆内方”的宇宙观布局，总面积达25平方公里，远超同时期两河流域古城，成为当时东亚最雄伟的城邦。考古发掘不仅揭示出宫殿基址、青铜作坊，更出土了杜岭方鼎等重器，印证了郑州作为早商王都“亳”的崇高地位，也标志着中国青铜文明首个高峰的诞生。
西周灭商后实行分封，周武王之弟管叔鲜受封于管（今郑州管城区），监管商遗民，管国由此成为郑州地区最早的分封诸侯。而另一重要封国“郑国”，最初立国于陕西华县，后因王室衰微，郑武公东迁至新郑（今郑州新郑市），吞并郐国、东虢等国，迅速崛起为春秋首霸。至战国，韩国灭郑并迁都新郑，使新郑作为郑、韩两国都城长达五百余年，直至公元前230年秦军破城灭亡。
秦汉至南北朝，郑州地区以荥阳为中心，因地处水陆要冲而经济繁荣。尤其汉代，巩义与荥阳发展为全国冶铁重镇，荥阳冶铁遗址出土的球墨铸铁技术，代表当时世界顶尖水平。而“郑州”之名，则始于隋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改荥州为郑州，开皇三年（583年）正式确立州治，从此“郑州”作为行政名称扎根于此。唐贞观七年（633年），郑州州治迁至管城县（今郑州市区），城市格局基本定型，东西城门相对，南北城门错落，州衙正对南大街，此空间秩序延续千年未变。北宋定都开封后，郑州于1105年成为“西辅”，跻身京畿四辅州，登封嵩阳书院更位列天下四大书院之一。
近代郑州的命运因铁路而转折。清末，平汉与陇海铁路在郑州交汇，使其跃升为全国交通枢纽，被日本学者誉为“中国的芝加哥”。1913年，民国政府推行“废州存县”，郑州短暂降为“郑县”，但这一名称仅存续35年（1948年复设郑州市），却因火车站被误称“郑县站”，市民因此自嘲“大郑县”等广为流传，反掩其千年“州”史。1948年10月郑州解放后设市，1954年河南省会由开封西迁至此，郑州正式肩负起引领中原发展的使命。
今日的郑州，早非昔日“郑县”。商城遗址之上，城墙剖面清晰叠压着商代夯土与战国、唐宋、明清历代修葺痕迹，成为3600年“人脉不断、烟火不熄”的活态见证。作为八大古都中唯一入选最晚（2004年）却资历最深的城市，郑州以五次为都、八代为州的历史纵深，坐拥二里岗文化、商代青铜重器、大河村“星空彩陶”等文明瑰宝，跻身国家中心城市之列。当市民漫步商都遗址公园，仰望杜岭方鼎的复刻光影，或在大河村新馆拼合AR彩陶碎片时，古郑州的脉搏仍在今日街巷间强劲跳动，诉说着从“宅兹中国”到“何以中国”的文明长卷。
在隋唐军政体系下，“王世充政权的郑州司兵沈悦遣密使潜行至唐将李世积驻守的管城”这一记载，表面看似存在地理矛盾，实则深刻反映了当时行政建制与军事态势的特殊性。问题的核心在于，郑州作为州级行政区，其治所始终设在管城县城内，二者本为一体；但沈悦作为王世充政权下的郑州地区的军事长官，其实际活动范围与李世积控制的军事据点之间，因战争割据形成了空间隔阂。
自武德四年初唐军攻占管城后，管城城池便成为李世积围攻洛阳的前线大本营。此时的管城虽仍是郑州州治所在，但已被唐军实际掌控，城墙内外皆成唐军防区。而沈悦作为王世充郑国政权的司军，虽名义上掌管郑州全境军务，其势力却被压缩至郑州西部尚未沦陷的据点，他可能驻守虎牢关扼守漕运，或屯兵荥泽县控驭汴水，这些地带虽属郑州辖区，却与州治管城分处敌我对峙的两端。
正因如此，当沈悦决定归降时，使者必须穿越王世充残部布防的中间地带，使者趁夜色横渡汜水河谷，绕行嵩山余脉的偏僻小径，最终才能潜入唐军重兵驻守的管城。这段“潜行”之路，实则是从郑州境内王世充控制区，冒险突破至唐军占领的州治核心区。李世积的帅帐设在州衙原址（今管城区衙署街），而沈悦的密使所要抵达的，正是这座被唐军接管的、城墙周长九里的古老城池，它既是地理意义上的管城，也是行政意义上的郑州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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