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林英二十六岁，正值花样年华。
那一次县里举办一个晚会，他们单位出了两个节目，其中一个合唱节目由林英朗诵并领唱，反响非常好，赢得全场喝彩。正好县电视台唯一的播音员就要被调走，台长看了林英的表演，对她很欣赏，请她去试播。林英在学校时当过广播员，有基础，试播一次通过，顺利进入了电视台。她俊俏的外貌，甜美的嗓音，让她在电视台一炮走红，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小县城的名人。
林英的人生之路开始青云直上。她的生活圈子不再是那个两千多人的单位，更多的人知道了她的名字，她的美丽，包括那些政要与商贾，自然更多人想接近她。慢慢地，林英有了应酬；慢慢地，肖一峰有了烦恼。
林英调入电视台不久，肖一峰有了不安感。林英既担任台里的播音员，又当记者出去采访，慢慢地应酬多了，吃饭、唱歌、跳舞，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交际多了，见识广了，收入也高了。20 世纪 90 年代流行跳舞，活泼的林英喜欢这个，那时歌舞厅还没有小姐，有领导来了，就叫上单位比较漂亮的女士作陪，出了名的林英成了“交际花”，接待领导的舞会都少不了她。
漂亮的女人在外面总是众星捧月，赞美声不绝，大家都争着请她跳舞，她在优美的旋律中展示自己曼妙的风姿，那感觉真是享受极了。
肖一峰不喜欢这些，也反感林英去陪唱陪跳。在舞厅高贵的林英，回到家面对肖一峰的苦瓜脸，仿佛成了弃妇，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两个人开始有了矛盾。有一次林英陪领导跳舞到深夜，筋疲力尽回到家，肖一峰气不打一处来，打了林英一巴掌，林英被激怒了，抓过床头柜的烟灰缸把衣柜的镜子砸得粉碎。肖一峰立马就怔住了，都说破镜难圆，这是不是不祥之兆？
记得那一次又是林英生日，肖一峰再次专门去买了一条红围巾。林英说：“别买了！都什么时代了，还送那土得掉牙的围巾！人家都是送宝石项链了！你就不能想点办法去多挣点钱？你看看我家，房子还是那 80 平方米的旧房子，出去得挤公交车，人家住的什么？穿的什么？戴的什么？人比人气死人！”
肖一峰说：“你干嘛非要跟人家去比？”
“为什么不比？！大家都是人，人家又没多个脑袋多条腿，凭什么人家做得到的我们做不到？”
肖一峰摆出一副笑脸讨好地说：“你不是说只要我真心爱你就够了？”
林英铁青着脸说：“爱爱爱！拿什么爱？！你不是说你会有出息，挣很多钱，该给我买的都买上？”
说得肖一峰哑口无言，收起笑脸不吱声了。后来，他不买红围巾了。
林英在肖一峰面前本来就有些优越感：自己是城里人，长得白白嫩嫩，加上电视台主持人的身份，在这个小城里也算小有名气了，走在大街上，无数羡慕的目光就像一束束舞台聚光灯把她紧仅包围。肖一峰算什么？一个老实巴交的乡巴佬，黑不溜秋的，像个非洲人，只知道埋头干活，半世说不出一句好听的话，本事不很大，脾气倒大！性格本来就有些骄傲的林英越发觉得肖一峰小心眼，不像个男人；而肖一峰也越发觉得林英越来越张扬、高傲，不可一世，越看越像个交际花、泼妇，不像个女人。两人之间争吵日渐多了。
林英调入电视台的第四年开始升官，先是做了新闻部副主任、主任，接着又做了副台长。肖一峰的职位却一直没什么变化，无非是从技术员变成了车间主任，相比之下，阴盛阳衰。这更增加了林英对肖一峰的鄙视，对他不屑一顾。她觉得嫁给肖一峰实在是当时瞎了眼。
肖一峰从来没有想过会娶一个“领导”当老婆。他是农村出来的人，父亲被打倒的那些年，留给他的是贫穷、饥饿的痛苦记忆。他最大的愿望是吃饱饭，如果有机会，娶一个像母亲那样勤劳贤淑的老婆。现在，他一半的愿望实现了，另一半却事与愿违，从林英进了电视台并风光无限开始，他的生活被打乱了。
在普通人的眼里，大凡是有“领导”称呼的人，一定高人一等，你看，他们穿得那么得体，头发通亮，胸脯挺得老高，脸上散发着自信的光芒，特别是对下级做指示时，那铿锵的话语、飞扬的神采，往往使人产生一种感觉：
“领导气质”是与生俱来的，“领导”，就是引领大家的人，他或她一定很优秀，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十有八九正确。
以前，肖一峰也这么看。他还是一名普通工人的时候，看见领导就油然而生敬意，当厂里领导背着手来检查工作时，他紧张得不敢抬头，有一次领导走到他面前，问他问题，他感觉自己腿发抖，声音在打颤。那时的他是一个等级观念很强的人，在他心里，领导是圣人。
他家里曾有过一个“领导”，就是他的父亲。父亲曾是区委书记，在他幼小的心里，父亲是真正的圣人。那时他还小，只记得父亲很少回家，总是说工作忙。母亲带着他们一帮子兄弟姐妹干活。父亲工资低，家里吃饭的人多，经济自然窘迫，晚上往往只能吃红薯，后来肖一峰再也不吃红薯的原因就是小时候吃得太多了。父亲除了把工资交给母亲外对家里没有更多的照顾，他的时间都放在工作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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