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书说到，那冰井司的周督职日夜兼程带来手诏一封。上书“令班师，赴阙奏事”。
宋粲见诏且是一个绝望，倒是心下埋怨了官家不容他些个时日。
却不知，这封“手诏”且是多少人的辛苦在里面。
周督职亦是一个苦口婆心，劝了一场，等来却是那宋粲一句：
“门公！且在容我些时日！”
那周督职见了宋粲如此，顿时以掌击桌，惋惜道：
“将军误我，岂非咱家不容你。”
说罢顿觉失态，便上前扯了宋粲将他拉到蒲团上按下，又放缓了语气，轻声道：
“将军可知青苗、市易？”
周督职这话，问得宋粲一愣。心道，你这老官惫懒！我便是来烧瓷的，怎的又牵扯上这“青苗”、“市易”来？想罢，便又疑惑的望那督职，道：
“何为青苗、市易？”
宋粲本就是个武将，自然不知这青苗、市易之法。
此法乃是神宗年间行的“常平新法”。其中便有“青苗法”和“市易法”。
说起这两法，乃是熙宁年间的“常平新法”，由制置三司条例司颁布施行。
此法推行本意为富国强兵，却动摇了旧党的根基。
这元佑党官徒多为仕族，或由乡绅资助科考之生员。而士绅在乡间拥有良田百顷，且有商贾在市。
而青苗法则是年岁青黄不接之时，由朝廷出国帑借款于百姓，使其度得年荒，待秋来仓谷盈实之时，百姓再将那借款本带还于朝廷。
而家族仕绅则是在年岁青黄不接之时，亦会以百姓之田地作为质押放贷于百姓度日。然，此贷本息看似不多，但是这利息算法亦是一个层出不穷，算下来饶是一个高的吓人。百姓不知，且在饥荒之时急需钱粮度日，于是乎便中了这利滚利的算计。既然是算计，这百姓在秋收之时自然是还不上本息。既然还不上，这百姓的土地麽，作为抵押物也就归了那士绅之手。
赚的百姓土地合法兼并之后，便再租于失地百姓而获利也。
然，“青苗法”则是由朝廷以国帑放贷，意在养民而不在得利。而元佑党之根本——仕绅们却反其道而行之，贷款或为利，或为百姓之田亩。这利率方面自然比朝廷要高出许多。
而这“市易法” 则是边境和重要城市设市易司或市易务，平价收购市上滞销的货物，并允许商贾贷款或赊货，按规定收取息金。
且在东京汴梁设置“市易务”。由朝廷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待到市场短缺时再行卖出。
这就限制了仕绅家族为背景的大商对市场的控制。此举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所以，这青苗、市易说白了，就是按了那富户夺钱，基本上是断了仕绅们的财路。
那位说了，这不是妨碍市场的行为麽？
对，很标准的政府干预市场。
不干预也没办法，高附加值的商品无所谓，如果是柴、米、油、盐这些个刚性的消费一旦形成市场垄断和控制，那就不是商品奇缺，物价奇高所能言之！且是能给你个饿殍遍野，浮尸千里！那是要死人的！
然，元佑党徒多有仕绅家族的背景。
自此新、旧两党便是水火不得两立。
元丰党指元佑党守旧误国，有伤国体。
元佑党则斥责新党变法与民争利，与儒家的道义相背，祸乱纲常不讲道德。
大家都知道，这儒家的道义和利益之间是一个根本的矛盾，且不可并存。
朝堂论辩竟有“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之憾世名言出之。
言外之意昭然若揭，藐皇权，视百姓之如草芥。
神宗无奈，于是乎，便重用元丰党施法改革，以图国强民富。并兴佛教暗以“长生”之法以期替代国帑之出，堵士大夫之悠悠之口。
然，神宗崩，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伊始便重启元佑党人。
此举致使士大夫集团做大，便开启了朝堂之上的党同伐异之举。
彼时“欺藐皇权”之势便是一个愈演愈烈。
高太后薨，哲宗亲政既伐之。
这场权、利的争夺，其中取舍对错自当别论，但其后果，却造就了北宋这皇权与朝廷之间令出多门，朝令夕改之始端。
然，此时那周督职提起这青苗、市易却是为何？
那宋粲却不知这现下朝堂之上已是烽烟再起，元丰、元佑两党相互攀咬，杀伐日胜。
然，这焦点却在这汝州天青贡上。
宋家本于这元丰、元佑两党素无瓜葛，宋父正平因厌倦这朝堂之上的党同伐异，而如同致仕。便是一个不闻不问，图，远离这朝堂知性相攻之地。
然，现下是自家儿子且被那朝上宵小牵扯其中。那正平且深知其中险恶，于是乎，便求了童贯，讨了官家的一封“令班师，赴阙奏事”手诏，以图彼强自保。
朝廷那帮人，官家自是信不过他去，便只能差了这冰井司前来调令宋粲，速离这是非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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