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零九年的最后三个月，杜玉霖都没再外出，一直都待在姚南忙活着，每天不是到麾下各部队去督促训练，就是在白城“机器制造局”的车间里与曾宝奇研究如何提高生产效率。
而做这些，无非都是在为明年的大动荡在做准备，这场动荡啊，可是在杜玉霖前世也都不曾出现过的。
这个时代的东北局势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杜玉霖在哈尔滨火车站里的那一枪，射穿的可不仅仅是沙国财政大臣的胸膛，它同时也击溃了沙、倭、华三方势力在东北勉强才达成的微妙平衡啊。
作为沙国“斯托雷平改革路线”的守护人，戈果甫佐夫曾放下豪言，“给我二十年的和平，俄国将变得你们认不出来来”，他对外主张走温和路线，对内采取“和稀泥”方式以维系杜马与国务会议间的平衡，向英、法两国大量贷款以刺激经济复苏，并在东北问题上主张与倭国利益均分。
而这一切，都随着他的遇刺身亡而提前终止了。
根据杜玉霖之前的推演，提前杀掉戈果甫佐夫，单就对东北来讲可能会带来为六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以戈果甫佐夫个人名义作保的英法贷款将“熔断”，直接导致哈尔滨的外汇市场崩溃，中东铁路局为防被挤兑，极可能停用金卢布支付工资，而是改发被称为“黄条子”的临时纸币，但商家不可能收黄条子，这就将造成大量沙属华人员工的破产，为了寻求活路他们只能南逃。
第二，沙皇尼古拉二世将不得不任命“军功派”大臣接替财政大臣职位，这会使其政府对东北的态度变得更加激进。
第三，与倭国谈判全面冻结，哈尔滨会晤的议题本就是沙放弃中东铁路南线利益，以此为条件换取倭承认其在“蒙—齐齐哈尔”支线上的特权，而戈果甫佐夫的死会导致外阿穆尔军区拒绝执行命令，这将被倭国视为“出尔反尔”，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
第四，沙、倭新一轮的“铁路竞赛”很可能再次展开，满铁将提前开展“四洮线”测量工作，而沙方则重启“齐齐哈尔—扎兰屯”支线的修筑。为了达到能威慑对方目的，两国也将不断增兵东北，并最终在吉林内部形成军事对峙局面，甚至有爆发第二次沙倭战争的可能。
第五，若总督锡良不能很好的处理此危局，华国将不得不在沙、倭两国之间选边站，东北可能提前进入“满洲化”状态，并同时失去盐税、垦税、关税等几大主要收入，财政面临全面崩溃风险。
第六，混乱的内部局势也会让“移民政策”提前失败，蒙古王公亦跟风停止放垦，为一九一二年的外蒙独立留下一片地缘真空。
若这些全部成真，东北的处境将比前世更加悲惨，而杜玉霖在明知会有这种可能还要如此做，便是抱着“危机并存，不破不立”的态度了。
上一世的东北这时虽看似平安，但那不过是在沙、倭间如履薄冰的苟延残喘而已，在无声无息中被蚕食、被消耗，最终逃不出被倭国全面吞并的命运。
杜玉霖则认为，若想彻底改变这块黑土地的命运，那就必须走一条更激进、更大胆的路线，只要能在随后的发展中处置得当，上面那六条看着不利的危机，很有可能会转变为千载难逢的大机遇啊。
就拿杜玉霖提早就开始筹划修筑的“锦白”铁路来说，它不但有效遏制了沙、倭双方的铁路向西的扩展计划，还将强大的阿梅利国引来了东北，它为守住这刚到手的利益，肯定会尽全力扶植自己作为代理人来对抗沙、倭两国，这也是之前会送来军火的原因，而随着日后投资的深入，阿国想离开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转眼间到了年底，事情的发展也在不断印证着杜玉霖推测的正确。
十月初，巴黎交易所的沙债果然暴跌，中东铁路局拒绝用金卢布支付工资，卢布对银元比价几乎腰斩，近一半的铁路工人一夜间破产。
而早就预料到这个可能的杜玉霖，提前让王永江派人等在长春站、四平站附近，只要遇到南下找出路的铁路工人就统统拿下，这些人平时可是想挖都挖不过来的，现在各个欢天喜地地跟着去“锦白铁路”工地了。
此外，由于杀人凶手始终没被抓到，沙国方面恼羞成怒后将矛头指向了倭国驻哈尔滨领事馆。
根据帝国保卫局调查，出事当天正是一名倭国警长下令“倭人免检”，最终才造成这惨痛后果的。尽管倭方再三否认存在这人，但沙方仍坚持认为整件事很可能是倭军部策划的阴谋，既除掉了自己政敌又削弱了沙国改革，这群矮猴子一直都是如此无耻的。
十月下旬，外阿穆尔军区将驻扎于贝加尔的第 4 西伯利亚步兵师和一个哥萨克骑兵旅，调至“海拉尔—满洲里”一带，沿额尔古纳河设置纵深 15 公里的“军用仓库带”
为应对沙方此举，倭国在四平成立“关东铁道部”，将铁路守备队升格为“独立铁道队”，编制提高至六千人，同时装备山炮、装甲铁路列车，并于十一月初在公主岭举行了“对沙野战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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