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零年一月七日上午八点，一列从哈尔滨南下的沙军“混合列车”准备进入宽城子站 3 道。
但几乎在同一时刻，倭方的信号管理员也朝南打出“前进”手势，擅自准许一列北上的倭国运粮车驶入 3 道。
看到这种情况，沙国站长列别杰夫中尉出来高举红旗“制止”，却被倭方信号管理员无视，愤怒的站长亲率六名士兵冲上信号楼，将管理员及其助手一顿胖揍后捆绑了起来。
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沙、倭两国在此地算得上是积怨已久。
沙、倭战争后，后来长春的倭国为了能彻底控制住这里，在“宽城子”站和长春城之间新建“长春驿”，并将周围划为满铁附属地，大肆修建住宅、医院、学校、公园等建筑，生生将沙国军营与长春城给物理性隔断了。
虽说《朴茨茅斯合约》中确实提到宽城站以南的铁路都归倭国所有，但对方这种赤裸裸的排挤手段仍旧招致了沙国军方的强烈不满。
但由于沙高层无意再在东北投入更多资源，所以这些年也就一直都采取着守势，驻防在这里的大鼻子们只能忍着倭猴子蹬鼻子上脸的行为。
可这一切都随着“温和派”代表戈果甫佐夫的遇刺而改变了，他的死直接将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推到前面，而这人可是个强硬的“主战派”。
将第 4 西伯利亚步兵师的先头部队调到宽城北营，便是沙方对倭态度转变的体现。
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受了几年窝囊气的车站长才会如此大动干戈，直接就将小鼻子管理员给抓了起来。
但他其实也算是上了倭国人当了，难道信号管理员的“前进”手势真是擅自打出的？当然不是，那是倭军高层授意的。
要论打仗谁最不要脸，倭国说第一恐怕没人敢说第二，它们惯用的手段就是冷不丁突袭、背地里掏裆这一套，与沙方大张旗鼓的威胁不同，他们可要阴险得多了。
其实从去年底开始，“关东铁道部”的一把手佐藤义久少将就开始筹划对沙军展开一场突袭了，几经思考后他将最终地点选在了长春府。
一来，这里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中转站，一旦突袭取得成效可以将沙军彻底赶向北面，这样倭国就可以牢牢地掌握住长春府了。
二来，吉林巡抚陈绍常和长春知府孟宪彝对倭国态度极不友好，在核心利益上也都拒不退让。如果能借此冲突将战火引向城内，打死他几千名百姓，这二人就算想赖着不走恐怕朝廷也不会让的。
三来，他们早就与二十三镇的统制孟恩远有过交流，对方已经承诺不会出兵阻拦，所以在这里行动的代价是最小的。
定下基调后，佐藤义久便与参谋长吉田丰彦展开了具体的行动。他们先暗地里从大连要来了二十挺重机枪和十二门山炮，然后又将驻扎在四平的“临时派遣队”给秘密调了过来，这就使得倭军的实际兵力超过了七千人，而火力上也可以说是完全碾压沙军了。
随后便是信号管理员按剧本“打错”了手势，而那位沙国站长也如预想的那样果真发起了飙。
倭军营内，早准备好的士兵们在中队长河野大尉的带领下越过铁道中立带，跑步赶往信号楼，而与此同时，另外两个中队的士兵也已经埋伏到了沙军铁甲列车的停靠点周围。
毛熊就是毛熊，站长面对来势汹汹的倭军是面不改色，直接拒绝了对方要求放人的请求，随后也叫来百余名铁路警察与倭军对峙。
在几次沟通无果后，河野大尉朝天连射三枪算作最后通牒，而沙军更是直接开枪，当场打死九名倭国士兵，随后双方开始在站台周围展开互射，沙倭冲突正式爆发。
就在开打后的几分钟，重机枪被一挺挺的扛了过来，军营内一张张的大布被撤掉，露出了里面早就蓄势待发的四一式 75mm山炮。
轰轰轰轰轰轰......
十二门山炮一齐朝沙方控制的站房、军营展开持续射击，对此毫无防备的沙军顿时损失惨重，甚至有两枚炮弹正落在军营的食堂里，直接将吃饭的几名军官给一锅端了。
炮声响起的同时，埋伏在铁甲列车周围的倭军也展开了突袭，只用不到二十分钟就将在站内进行补给两辆铁甲列车全部拿下，并由跟来的火车司机将其开回了长春驿，一路上没受到任何阻拦。
简单讲，沙军很好的延续了“开战先被打残”的优良传统，不但步兵损失惨重，连最具杀伤力的铁甲车也被倭军夺走，加上部分军官被炸死，部队在战斗初期陷入了一片混乱，这就是没做好准备就硬装逼的代价了。
反观倭军，在一击得手打算趁势追击，附属地那边涌出了更多的“蝗虫”，分几路杀向沙军军营，企图一口气击垮对方的主力。
好在沙军也不都是吃素的，西伯利亚师先锋部队的第 1 步兵旅旅长名叫彼得·沃尔科夫，曾在沙倭战争中参与了“黑沟台”会战，正面硬刚过倭第 2 军，也是个作战经验极为丰富的指挥官，只是他虽早知道这群倭国人没诚信可言，但也真没想到竟能不要脸到这个地步，敢公然撕毁《朴茨茅斯合约》单方面发动战争了，这才吃了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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