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喝了几杯酒，正说着闲话，切磋着枪法，聊得正起劲的时候，忽然听到隔壁包间里有人哽咽哭泣。鲁达顿时烦躁起来，把碟儿盏儿都扔到了楼板上。酒保听到声响，急忙跑过来查看，只见鲁提辖满脸怒容。酒保拱手说道：“官人想要什么，尽管吩咐，小的这就去办。” 鲁达说：“洒家要什么！你也应该认得洒家，怎么能让什么人在隔壁哭哭啼啼，搅了俺弟兄们喝酒的兴致。洒家可从来没少给过你酒钱。” 酒保解释道：“官人息怒。小的哪敢让人啼哭打扰官人喝酒啊。这哭的是一对在酒座上卖唱的父女，他们不知道官人们在这里喝酒，一时间心里难过，就哭了起来。” 鲁提辖说：“这可奇怪了，你把他们给我叫过来。” 酒保去叫人，不一会儿，只见一老一少两个人来了。前面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后面跟着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手里拿着串拍板，来到他们面前。看那姑娘，虽说没有十分出众的容貌，但也有几分动人的姿色。只见她：头发松松挽起，插着一支青玉簪子；纤细的腰肢轻轻摆动，系着六幅红罗裙子。白色的旧衣衫包裹着如雪的肌肤，淡黄色的软袜衬着小巧的弓鞋。蛾眉紧蹙，泪水汪汪，如同珍珠般落下；粉面低垂，肌肤细腻，仿佛美玉般温润。若不是因为忧愁烦恼，定是心中怀着深深的怨恨。总体来看，她天生丽质，即便不施脂粉，也自有一番风流韵味。
那妇人擦拭着眼泪，走上前来，恭恭敬敬地行了三个万福礼。那老头也跟着上前见礼。鲁达开口问道：“你们俩是哪里人？为什么在这里哭泣？” 那妇人说道：“官人有所不知，请容奴家细细说来。奴家本是东京人氏，和父母一同来到这渭州投奔亲戚，没想到亲戚已经搬到南京去了。母亲在客店里染病去世，只剩下我们父女二人流落在此，艰难度日。这里有个财主，叫镇关西郑大官人，他见了奴家，便强行通过媒人，硬要奴家做他的妾室。谁料他写了一张三千贯的文书，实际上却一文钱都没给，就把奴家强占了。还不到三个月，他的大娘子十分厉害，把奴家赶了出来，不让我们夫妻团聚。那郑大官人还指使店主人，向我们索要原来的三千贯典身钱。我父亲生性懦弱，和他理论不过，而他又有钱有势。当初我们一文钱都没拿到，如今又到哪里去弄钱还他呢？实在没办法，父亲从小教了奴家一些小曲，我们便到这酒楼上卖唱挣钱。每天挣来的钱，大半都拿去还给他，只留下一点作为我们父女的盘缠。这两天酒客稀少，没能按时还钱，我们怕他来讨要时，遭受他的羞辱。父女俩想到这些苦楚，却又无处诉说，所以忍不住哭泣。没想到打扰了官人，还望官人恕罪，高抬贵手。”
鲁提辖又问：“你姓什么？在哪个客店里住？那个镇关西郑大官人住在哪里？” 老头回答道：“老汉姓金，排行第二。小女名叫翠莲。郑大官人就是这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绰号镇关西。我们父女二人，就住在前面东门里的鲁家客店。” 鲁达听了，啐了一声，说道：“呸！我还以为是哪个郑大官人，原来是个杀猪的郑屠。这个龌龊的家伙，靠着俺小种经略相公的门路，开了个肉铺，竟然如此欺负人。” 他回头看着李忠和史进说：“你们两个先在这里等着，等洒家去把那家伙打死了再来。” 史进和李忠赶忙抱住他，劝道：“哥哥息怒，这事明天再做计较。” 两人再三劝说，才把鲁达劝住。
鲁达又对老头说：“老人家，你过来。洒家给你些盘缠，明天你就回东京去，怎么样？” 父女俩连忙说道：“要是能回乡去，那官人就是我们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只是店主人怎么肯放我们走呢？郑大官人还让他盯着我们要钱呢。” 鲁提辖说：“这事儿不用担心，洒家自有办法。” 说着，他便从身边摸出五两银子，放在桌上，看着史进说：“洒家今天没带太多钱出来，你要是有银子，借些给洒家，洒家明天就还你。” 史进说：“这算什么，哥哥不用还。” 说着，便从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放在桌上。鲁达又看着李忠说：“你也借些出来给洒家。” 李忠在身上摸出二两银子。鲁达看了，嫌少，说道：“你这人也真是不痛快。” 鲁达把这十五两银子都给了金老头，嘱咐道：“你们父女俩拿着这些钱做盘缠，赶紧收拾行李。洒家明天一早就来送你们起身，看哪个店主人敢留你们！” 金老头和女儿千恩万谢，拜别而去。
鲁达把那二两银子丢还给李忠。三人又喝了两角酒，然后下楼，鲁达对店家喊道：“店家，酒钱洒家明天送来还你。” 店家连忙应道：“提辖尽管放心去，酒钱不是问题，就怕提辖不来赊账。” 三个人走出潘家酒肆，在街上分了手，史进和李忠各自回客店去了。
且说鲁提辖回到经略府前的住处，回到房间，晚饭也不吃，气呼呼地倒头就睡。店家见他这副模样，也不敢上前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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