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凌晨，在临川县大石村，最后一场雪落下时，张建中家拆除的房梁横七竖八地躺在废墟上。
“这家扒房子哩，肯定有钱。”小个子暗自思量道。
院子里还有一间喂牲口的房子，牲口吃草的声音在夜幕下非常清晰。
他踩着瓦砾潜入里屋，煤气灶的铜阀滴着水珠，在寂静中发出“嗒、嗒”的声响。当他掀开白布门帘时，小两口的鼾声正与挂钟的滴答声共鸣。
抽屉里的钞票散发着樟脑丸的气味，这让他想起童年时父亲层层包裹的布包。他从桌子的抽屉里找到五千块钱，又在靠北墙西边有一个立柜里找到六万块钱。
月光透过残破的屋顶，在他佝偻的背上织出斑驳的网。当警笛声撕破黎明的寂静时，他正蜷缩在县郊的麦秸垛里，数着裤袋中的银镯。
镯身在掌心勒出红痕，仿佛某种古老的烙刑，将无数个寒夜的罪恶永久镌刻在这具躯壳之上。
霓虹灯在洗脚城的玻璃门上投下血红色光斑。他数出三张皱巴巴的钞票推过柜台，指甲缝里嵌着河滩的淤泥。女人带他上楼时，楼梯间的感应灯总在第三步亮起。
一旦有了钱，他就去城里，去KTV、洗脚城、按摩馆等等，点最贵的酒，泡最美的妞。消遣不是目的，嫖才是。
他像是一棵贫瘠的土壤上长出的歪苗，自小就在女人面前有一种天然的自卑感，特别是见了漂亮女人，有时连头也不敢抬。
在这些地方，那些漂亮的女孩子见了他还搞微笑服务，这使他找回了一个男人的自尊。
但他有钱的时候毕竟很少，所以，大多数的时候，他只能去镇上时找十元店。那些地方价格低，条件也比较差，塑料门帘后是发霉的床垫。
警察总在完事后出现，黑色便衣上沾着街边摊的油渍。
“跟我们走。”他们说。
他没有逃，顺顺当当地跟他们走了。
派出所的瓷砖地面积着水渍。铁笼子栏杆生锈了，闻起来像渔船的锚链。
“知道把你带到这里来干什么吗？”警察问。
他假装糊涂，“不知道。”
“你刚才去没去洗头？”民警直截了当问。
“去了。”他直言不讳地答。
“洗了头又干什么了？”
“洗了头就走了。”他故意不承认。
“嫖了没有？”警察声色俱厉地问。
“我真的没嫖。”他装作很委屈。
“身份证。”警察说。
他从外衣口袋里掏出2000块钱，“我的身份证没带，要不这么着吧，我把这些钱押在你们这儿，等我回家拿了身份证再来取。”
他递钱时拇指压住钞票边缘的裂口，新警员喉结滑动着接过。老警察在窗边抽烟，烟灰落在去年禁毒宣传的海报上。
警察相视一笑，“放老实一点，不老实有你好看。”
“是，是，我一定老实。”他点头，西服内衬的五千块纸币摩擦着皮肤。
他心里明白，只要接下这钱，就没有多大事了，往铁笼子里关他，只不过是想吓唬他一下，别让他出去以后乱说交罚款的事。
但他还是装得很害怕，如果那5000块钱被搜出来，被引起怀疑，那麻烦就大了。
半个小时后，铁门铰链发出呻吟，街对面的包子铺正揭开蒸笼，白雾漫过派出所的台阶。
他在厕所撒尿时，听见两个协警分他的罚款。纸币在灯光下泛着青白，像验尸台的无影灯。
临走时，老警察掏出钱包，抽出两张，“给你点回家的路费，记住，拿了身份证再回来接受处理。”
“好，好的。”小个子点着头，但心里却说，“傻瓜才信你的话，连我住址都没有问，让我回来找你干什么呀？”
他沿着国道走。卡车轰鸣着掠过，车灯扫过路旁的通缉令，墨迹被雨水泡发了。下一个镇子的按摩店亮着粉灯，老板娘手腕上也带着一个银镯。
指挥部正面的墙上，挂着“10·18”系列杀人案发案示意图。每起案件的发案时间、发案地点都清晰地标在图上，每起案件的有关卷宗材料也一一集中在了指挥部领导的案头。
各市县分局长的照片贴在右侧墙面，三张被红笔画了叉。
韩俊山正站在巨幅电子地图前。红点钉着案发地，从豫南到鄂北连成带血的镰刀。烟灰缸堆满烟蒂，第六杯浓茶正在变凉。
“各位，”韩俊山开口了，“为什么我们总是慢半拍？请问有谁想过这个问题？”
各分局局长沉默以对。
韩俊山道：“原因就在于各地沟通不畅，未能建立高效互通的情报网络！”
继续沉默。
韩俊山继续说：“没有通盘的审视，就不可能相互配合，协同作战。”
韩俊山掐灭烟头。烟蒂在玻璃地图上烫出焦痕，正落在临川县界。窗外，省道检查站的探照灯刺破凌晨三点的浓雾，钢钉路障正在架设。
“我不喜欢大海捞针，但非常时期只能用非常之法，”韩俊山说道，“从各局抽调精兵强将，对每起案件的案发现场进行逐一查看，根据犯罪分子在每个发案现场留下的痕迹，集中进行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分析和筛选，力求弄清犯罪嫌疑人的真实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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