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己所能的作为，掌握天命为我所用，哪里还有五十而知天命而退含义。
首先。是爱有差等与‘兼爱‘的对立。儒、墨两家虽然都提倡‘仁‘，但是两家‘仁‘的含义却是各不相同的。儒家的‘仁‘，虽然也主张‘爱人‘，从表面上看来是爱一切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里所谓的‘爱人‘，对统治阶级来说，是要调和其内部矛盾；而对被统治者来说，表面上的爱，是为了劳动者为统治者卖力。而且儒家的‘仁‘。还受着宗法制的制约，强调‘亲亲、尊尊、长长‘的区别。比如。《孟子?告子上》记载就明确说：‘亲亲，仁也。‘这样便使爱有了亲疏厚薄。因此。儒家是主张爱有差等的。墨家主张的‘仁‘，是‘兼相爱‘。这是一种普遍的爱，是理想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所以，孟子批评墨家的‘兼爱‘是‘爱无差等‘。2学术界多持儒家爱有差等与墨家‘爱无差等‘的对立的观点。但是孙诒让《墨子闲话?墨家诸子钩沉》据马总《意林》辑录《随巢子》（墨子弟子随巢子的著作）的材料认为，随巢子在论述‘兼爱‘时说‘有疏而无绝，有后而无遗‘，即有亲疏的差别，但没有被拒绝的；有先后的差别，但没有被遗忘的。可见随巢子保存了墨家‘兼爱‘说的原貌，是‘纯笃无疵‘的。因此认为，‘爱无差等‘的说法，大概是墨家‘传述之末失‘，加上后人的附会，才成为被攻击的把子，而它的本意并非如此。3孙诒让之说，仅录以备考。
其次，‘罕言利‘与‘交相利‘的对立。儒、墨两家都提倡‘义‘，然而两家‘义‘的含义也各不相同。儒家往往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而墨家则认为‘义‘与‘利‘是合一的，而且还认为与‘兼相爱‘是密不可分的。‘兼相爱‘的具体表现在‘交相利‘。这与儒家的‘义利‘观是显然对立的。孔子不仅‘罕言利‘，4而且还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把重视‘利‘的称为‘小人‘。
第三，‘天命‘论与‘非命‘的对立。儒家认为人的长寿或短命、贫穷或是富贵、国家治乱与安危等等，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即《论语?颜渊》所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墨家否定儒家的这种‘天命论‘，而主张‘非命‘。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奋发图强，‘不敢怠倦‘。1
第四、不重鬼神与‘明鬼‘的对立。墨家虽然主张非命。却又不是无神论者。墨家相信鬼神，主张‘明鬼‘。这与不重鬼神的儒家也是对立的。孔子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鬼神。但是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并‘不语怪、力、乱、神‘。因此，他确实怀疑鬼神的存在，至少也是不重视鬼神的。
第五，‘厚葬‘与‘节葬‘的对立。儒家从贵贱有别出发而重视礼仪。特别是古代‘厚葬‘、‘久丧‘的礼仪，为儒家所维护和提倡。据《庄子?天下》说，古代的葬礼，‘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而丧礼据《礼记?曾子问》记载，是实行‘三年之丧‘；墨家则反对‘厚葬‘、‘久丧‘，而主张‘节葬‘、短丧。其出发点是节约社会财富，因为‘厚葬‘、‘久丧‘会造成‘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的后果。墨子制定的埋葬的办法是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穿两件衣服就可以了。送葬时仅‘哭往哭来‘，不过分悲伤。埋葬之后。照常从事劳动。总之，墨家主张不因丧葬而影响物质财富的生产。
第六，重乐与‘非乐‘的对立。儒家不仅重礼。而且重乐，孔子教授弟子的‘六艺‘之中就包了‘乐‘。‘乐‘与‘礼‘是相辅相成的，对于维护等级制度，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音乐也是一种在精神上抒发感情的活动与享受，但也应该有所节制。不仅贵族享受，还要像孟子主张的那样‘与民同乐‘；1而墨家主张‘非乐‘，反对音乐享受。他认为享受音乐要花费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影响从事国家的管理和参与生产劳动。因此他得出结论：要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必须要禁止音乐。2
第七、‘正名‘与‘取实与名‘的对立。在名实观上。儒、墨两家也是对立的。儒家主张‘正名‘，是要按照周礼的等级名分来匡正当时实际上已经变化了的‘名‘、‘实‘关系。其着重点是‘名‘，而不是‘实‘；墨家则相反，主张‘取实为名‘，其着重点是‘实‘，而不是‘名‘。
不会玩文雅的辞藻。只知道干巴巴的写出文章的大意，这种愚夫之见，恐怕只有役夫的墨家会做吧？
劳苦烦身，墨子独能，奈天下何？如果真像墨家苦行僧似得生活。人生岂不是很枯燥。
陈浩然说：“我答应你，一定要杀了这怪物。”陈浩然狂吼声中奋身而上，九库同开，后天神脉力量立时贯遍全身。陈浩然使出五轮并用，风火连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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