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则与托洛茨基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他冷笑一声，抛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冰冷铁锤。这位务实的格鲁吉亚人，亲眼目睹了十月革命后欧洲革命的接连失败。他深刻地认识到，世界革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苏联面临着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巨大压力，随时都有可能遭到侵略和颠覆。因此，他断言：“苏联等不起世界革命的施舍，唯有先把自己锻成铁甲，才能在帝国主义的獠牙下存活。”
斯大林的逻辑直击要害。他认为，苏联要想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生存下去，就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因为重工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础，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关键。为了实现重工业的快速发展，他主张榨取农业资源来完成原始积累。他通过实施农业集体化政策，将农民的土地和生产资料集中起来，建立了集体农庄。这样一来，国家就可以更加有效地控制农业生产，获取更多的粮食和农产品，为工业发展提供支持。然而，这种政策也意味着对农民的残酷剥夺，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和生产自主权，生活陷入了困境。
两人的交锋在1924年的苏共十三大上达到了高潮。托洛茨基以他那雄辩之才痛斥斯大林的政策是“背叛世界革命”。他在演讲中慷慨激昂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赢得了会场内阵阵掌声。他认为，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政策是一种保守和短视的做法，会使苏联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然而，斯大林却沉默如石，他并没有在演讲台上与托洛茨基进行正面的交锋。他深知，权力的本质并不在于演讲台上的掌声，而是在于档案柜里的人事任命、监狱中的秘密审讯，以及深夜克格勃的无声暗杀。
会后，斯大林转身便以“托派分子阴谋分裂党”为由，将托洛茨基的支持者逐出中央委员会。他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对托洛茨基的势力进行了残酷的打压。托洛茨基的悲剧在于，他始终将政治斗争视为“理论辩论”，他天真地认为，只要能够通过理论的说服和辩论，就能够赢得政治上的胜利。然而，他却忽略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和现实性。斯大林早已参透了权力的本质，他运用各种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打压对手。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托洛茨基逐渐失去了自己的阵地，陷入了越来越被动的局面。
三、流放者的悲歌与胜利者的铁腕
1927年，托洛茨基的命运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他被开除党籍，这意味着他失去了在苏联党内的一切权力和地位。1929年，他被流放至阿拉木图。临行前，斯大林派来的特工冷笑着递上一纸通牒：“停止一切政治活动，否则下一站是棺材。”托洛茨基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轻易屈服。他愤怒地撕碎了通牒，高呼“革命不死”。然而，此时他的追随者早已在斯大林的清洗中灰飞烟灭。他失去了自己的政治根基，成为了一个孤独的流放者。
斯大林则开始了他的“大清洗”序章。他深知，托洛茨基的幽灵比活人更可怕。这位“红军之父”在苏联军队和民众中拥有极高的威望，他的存在就像一把悬顶之剑，随时可能斩断斯大林的权力根基。于是，斯大林开始对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和潜在的威胁进行大规模的清洗。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红军将领被冠以“托派间谍”的罪名处决。这些将领在苏联军队中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崇高的威望，他们为苏联的国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斯大林的政治阴谋下，他们却成为了牺牲品。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昔日盟友亦被送上审判台。他们在公开表演式的认罪后被枪决。这些人曾经与斯大林一起为了革命事业而奋斗，但在权力的争夺中，他们却成为了斯大林的敌人。斯大林用血与火宣告：江湖只能有一个话事人。
托洛茨基的流亡生涯如同一部黑色寓言。他在墨西哥的别墅中写下了《被背叛的革命》，在书中，他控诉了斯大林主义的暴政。他认为，斯大林的政策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初衷，是对革命的背叛。然而，斯大林则在国内将他的肖像从历史照片中逐一抹去，仿佛苏联的诞生从未有过这位“十月革命的灵魂”。斯大林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消除托洛茨基在苏联历史上的影响，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1940年，克格勃杀手拉蒙·梅尔卡德尔用冰斧劈开了托洛茨基的头颅。托洛茨基挣扎了11个小时后身亡，这场持续了二十年的权力对决终于画上了血腥的句号。而此时的斯大林，早已在莫斯科的办公室中抽着烟斗，将“一国社会主义”的蓝图铺向更远的铁幕。他通过铁腕手段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将苏联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四、历史的回响：路线之争的生死逻辑
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较量，表面上是理论之争，实则是生存逻辑的碰撞。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理想需要时间与和平的环境。他希望通过全球无产阶级的联合，来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周遭是希特勒的崛起、日本的虎视眈眈。国际形势日益紧张，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选择虽残酷，却有着其现实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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