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反腐行动在推进过程中也遭遇了难以突破的重重阻碍。当调查组冲进乌兹别克第一书记沙拉波夫的别墅时，眼前的景象让他们震惊不已。别墅的泳池底部铺满了金币，闪闪发光，仿佛是一个隐藏在黑暗中的宝藏库。然而，调查组还没来得及展开进一步的调查，电话就响了起来。电话那头传来暗示的话语：“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您女儿在基辅的公寓真漂亮。”这显然是一种威胁和警告，暗示安德罗波夫如果继续调查下去，他的家人可能会受到牵连。在这种压力下，调查只能不了了之。
这场反腐运动最终只是拍死了一些“苍蝇”。1983年处分了31万基层干部，但其中97%的贪污案涉及金额不足100卢布。那些真正的“老虎”，却依然逍遥法外，继续在腐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充分说明，苏联的反腐行动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和执行力，无法对高层腐败形成有效的威慑。
三、病床之上的“治国”：契尔年科的橡皮图章角色
1984年2月13日，在安德罗波夫的葬礼上，气氛庄严肃穆。契尔年科被人搀扶着缓缓走上前，接过了权力的印章。他的身体十分虚弱，因肺病而急促的喘息声通过麦克风传遍了红场。他费力地说道：“我们要……咳咳……继承……”话还未说完，医生就急忙给他戴上了氧气面罩。这位73岁的总书记，此时已经被疾病折磨得奄奄一息，他的身体状况根本无法承担起领导国家的重任。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契尔年科的工作状态成为了克里姆林宫的一道特殊“风景”。他每日的工作从输液开始，在吸氧中结束。重要文件需要护士举着，他才能签字。有一次，他甚至把《中导条约》草案误签成了医疗账单。这一滑稽的事件，让人不禁对他的执政能力产生了怀疑。
克里姆林宫的权力博弈在契尔年科执政期间变成了养老院里的日常景象。在政治局会议上，委员们围坐在一起，气氛显得有些沉闷。葛罗米柯看着打瞌睡的契尔年科，低声问乌斯季诺夫：“我们是该叫醒他，还是直接进行表决？”这句话虽然带着一丝调侃，但却反映出当时政治局会议的实际情况。在这样的会议中，决策的过程变得十分混乱，缺乏有效的讨论和决策机制。
此时最“重大”的决策，竟是恢复勃列日涅夫故乡的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名。这座城市的钢铁厂早已停产，经济陷入了困境。然而，改名这一举措却能消耗三吨印刷厂的纸张，从而挽救一个车间的就业数据。这种只注重表面形式，而忽视实际问题的决策方式，充分体现了契尔年科执政时期的短视和无力。他就像一个橡皮图章，只是在文件上盖章，却无法真正为国家的发展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四、冻土之下的改革火种：徒劳无功的破冰努力
安德罗波夫虽然在位时间不长，但他有着改革的决心和想法。他曾秘密命令改革派起草“新经济方案”。这个方案旨在对苏联的经济体制进行深入改革，引入一些市场经济的元素，提高经济的活力和效率。当文件被送到契尔年科的床头时，总书记的眼镜滑落到了被单上。他眯着眼睛，嘟囔着：“字太小……念给我听。”秘书小心翼翼地念着文件内容，当念到“允许个体承包”时，老人突然剧烈咳嗽起来，气急败坏地说道：“这……这是修正主义！”于是，方案被塞进了保险柜，钥匙被扔进了莫斯科河。这一行为标志着改革的火种被无情地扑灭，苏联失去了一次可能的改革机会。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唯一看似“成功”的改革发生在文艺界。安德罗波夫特许播放美国电视剧《豪门恩怨》，本意是想让民众“见识资本主义的腐朽”。然而，结果却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主妇们迷上了达拉斯的豪宅，还集体给党中央写信：“为什么我们的百货商店没有水晶吊灯？”这一现象反映出苏联民众对西方物质生活的向往，也揭示了苏联国内物资匮乏、生活水平低下的现实。
契尔年科批准引进可口可乐，这本是一个试图与国际接轨、丰富民众生活的举措。然而，由于红色罐装包装被政治局否决，最后换成透明瓶装。工人们纷纷吐槽：“喝起来像消毒水。”这一事件看似是一个小插曲，但却反映出苏联在改革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阻力和保守思想的束缚。
无论是经济改革方案的夭折，还是文艺界和消费品领域改革的“尴尬”结果，都表明苏联的改革在当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冻土之下的改革火种，虽然曾经闪烁过希望的光芒，但最终还是在保守势力的打压下熄灭了。
五、最后的葬礼：体制的自我窒息悲歌
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的葬礼创下了苏联历史上最尴尬的纪录。抬棺人找不到他执政期间留下的显着遗产，只能反复念叨着“稳定”二字。悼词中“伟大”一词出现了47次，但却没有人能记得他做出过任何有影响力的决策。观礼的戈尔巴乔夫看着灵柩上仅有的三枚勋章（勃列日涅夫有200多枚），突然忍不住笑出声来。这笑声中，包含着对契尔年科执政的嘲讽，也包含着对整个老人政治体制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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