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疯狂这一意象令人联想到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批判——技术不仅仅是工具，更是一种（Gestell），它强制性地将世界纳入可计算、可控制的秩序中。诗人通过粤语的音韵节奏（如科技疯狂疯字的重音），强化了这种异化力量的失控感。而开头的拟声词（哭声），则赋予了哲学批判以情感温度，使抽象的理论思考具象为可感的诗意瞬间。
从诗学技巧看，树科在此运用了粤语特有的现象（如将读作），这种语言特征与诗歌主题形成微妙呼应——当语言本身都在时，人性的怠惰与异化已深入文化基因。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曾言：在普遍异化的时代，艺术是最后的抵抗形式。树科的粤语诗正是通过方言的异质性，保存了对抗科技异化的诗学力量。
四、诗性救赎的可能：方言作为文明反思的媒介
在诗歌的结尾处，诗人并未给出明确的救赎之路，但通过粤语这一媒介本身，暗示了可能的突围方向。方言作为未被完全资本化的语言飞地，保存着共同体最原始的记忆和情感结构。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提出的少数文学概念，在此得到生动体现——粤语这种语言，恰恰能够突破主流话语的束缚，表达更为本真的生存体验。
诗中文明啱唔啱（文明是否正确）的追问，将反思提升到元文明层面。粤语的啱唔啱（是否正确）这一表达，通过声音的重复与变化，构建了独特的反思节奏。这种语言特性使诗歌超越了简单的社会批判，上升为对文明根基的哲学拷问。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是存在之家，在方言诗歌中获得了特殊意义——当标准语成为资本流通的工具时，方言可能成为保存本真存在的最后家园。
从诗歌形式看，树科采用了自由诗体，但通过粤语的声调变化（如的仄声与的平声形成对比），创造了内在的音乐性。这种形式实验呼应了美国诗人庞德对绝对节奏的追求——诗歌节奏应该与所要表达的情感精确对应。在资本全面掌控语言的时代，重建诗与思的本真联系，本身就是一种救赎行动。
五、跨文化语境中的方言现代性：《冇牙嘅老虎》的诗学启示
树科这首诗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社会批判的锋芒，更在于它通过方言写作，为汉语诗歌的现代性探索提供了新路径。在全球化语境下，地方性知识如何参与现代性对话，是一个紧迫的文化命题。粤语作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汉语方言（在港澳、东南亚及海外华人社区广泛使用），其诗学实践具有特殊的跨文化意义。
苏格兰诗人麦克迪尔米德的低地苏格兰语诗歌、爱尔兰诗人希尼的方言写作，都证明了方言能够成为现代诗歌的活力源泉。《冇牙嘅老虎》延续了这一传统，并将之与中国的现实语境相结合。诗中金银珠宝货币的并置，既呼应了马克思对货币拜物教的批判，又通过粤语的音韵质感（如与的谐音联想），创造了丰富的意义层次。
从文学接受角度看，方言诗歌面临着标准语读者的理解障碍，但正是这种障碍，迫使读者放慢阅读速度，关注语言本身的物质性。俄国形式主义者所说的受阻的形式，在此产生了积极的审美效应。当资本试图将一切（包括语言）转化为平滑流动的商品时，方言的反而成为对抗异化的诗学力量。
《冇牙嘅老虎》通过粤语这一方言媒介，构建了一个关于资本批判的现代寓言。在这个寓言中，的老虎象征着失去直接暴力却依然吞噬人性的资本逻辑，人吃人的洪水猛兽揭示了物质丰裕下的精神贫困，科技疯狂则展现了工具理性失控的现代性危机。诗人通过方言特有的韵律、词汇和语法，创造了标准汉语难以企及的表达效果和批判力度。
在更广阔的诗学视野中，树科的实践提示我们：诗歌的现代性不仅体现在主题和形式上，更体现在语言选择的自觉意识上。当标准语日益成为资本和权力的共谋时，方言可能成为诗性正义的最后堡垒。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展现的现代性矛盾，在粤语诗歌中获得了新的地域表达——资本的与方言的形成了充满张力的辩证关系。
《冇牙嘅老虎》最终指向的，是在嘟后人类时代如何通过诗性语言保存人性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树科的粤语诗不仅是对现实的批判，更是对未来的警示与期许。当文明站在悬崖边上时，或许只有诗歌——尤其是保存着原始生命力的方言诗歌——能够为我们提供最后的反思媒介和救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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