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林法则下的文明叩问》
——论树科《丛林度嘅文明》的现代性反思
文/袖子
这首以粤语写就的现代诗《丛林度嘅文明》，以独特的方言表达和尖锐的质问姿态，构建了一个关于文明本质的深刻寓言。诗人树科将炎黄文明人类文明并置，却用丛林文明这一意象统摄全篇，形成强烈的反讽效果。这种处理方式令人想起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提出的自然状态理论，但诗人显然走得更远——他将文明本身异化为新的丛林。
诗歌开篇即以三个的排比形成语义漩涡。炎黄文明作为地域性文明符号，人类文明作为普遍性概念，最终都被收束于丛林文明的框架中。这种递进式结构暗合黑格尔正反合的辩证法，却又颠覆了黑格尔对文明进步的乐观想象。诗人用粤语特有的（意为）消解了文明叙事的崇高性，这种方言策略使文本获得双重张力：既是地域性的发声，又是普世性的诘问。
第二节的质问句式极具爆破力。丛林嘟有文明？这个设问直指启蒙运动以来的文明迷思。当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批判文明异化时，他尚未预见文明会沦为新的野蛮。诗人用粤语特有的反问语气（意为）解构了文明话语的合法性，这与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形成跨时空呼应。尤其一词的选择，既保留动物性的原始意象，又暗示文明内部的吞噬关系，令人想起尼采道德谱系学中权力意志的永恒轮回。
末节的重复咏叹构成精妙的语言装置。文明啊文明的呼唤，既似《诗经》中的体起情，又带着《离骚》已矣哉的悲怆。粤语特有的速速谂返（意为快快思考）制造出紧迫的节奏感，而文明唔文明的悖论式结语，则完美呈现了现代性的根本困境。这种表达方式与艾略特《荒原》中这些碎片我用来支撑我的废墟有着相通的精神质地。
从诗学传统看，该作延续了波德莱尔《恶之花》的批判路径，但注入了岭南文化的在地性思考。粤语特有的音韵节奏（如、等叠词运用）既强化了质问力度，又保存了方言的诗性魅力。在大而化之冇边冇际的雅俗并置中，诗人完成了对文明宏大叙事的祛魅。
这首诗的现代性价值在于：它用方言的在地性抵抗全球化的同质化浪潮，又以普世性命题超越地域限制。当丛林法则被指认为新的文明形态时，诗人实际上提出了哈贝马斯式的交往理性困境。那些重复出现的词汇，恰如本雅明所说的历史的天使，在语言的暴风中不断被推向未来，却始终面向过去的废墟。
在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的当下，这首诗以其方言智慧和哲学深度，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文明本质的棱镜。当诗人用粤语发出文明唔文明的叹息时，他不仅是在质疑文明的异化，更是在召唤文明本真的复归。这种召唤不是怀旧的，而是本雅明意义上的紧急状态下的思考，它要求我们在承认丛林现实的同时，依然保持对真正文明的想象与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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