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海龙镇码头，永远弥漫着两股味道——咸腥的海水味，和搬运工们身上挥之不去的汗酸味。九月的太阳依旧毒烈，把水泥地面晒得发烫，光着膀子的男人们扛着大麻袋，在起重机的轰鸣声里穿梭，每走一步，脚下的解放鞋都能粘起一层滚烫的灰。
刘丙牛就在其中。25岁的他，个头不算最高，但肩膀宽得像码头边的石墩子，常年搬运重物练出的肌肉，在黝黑的皮肤下绷得紧紧的。他刚把一麻袋五十公斤重的渔网绳扛上货车，放下时腰眼猛地一酸，他龇牙咧嘴地揉了揉，从裤兜里摸出个皱巴巴的塑料袋，里面是早上从家里带的馒头，就着码头水龙头接的凉水，三口两口吞了下去。
“丙牛，歇啥歇！船刚靠岸，还有三车集装箱配件要卸！”工头王胖子叉着腰喊，肚子上的肥肉随着吼声一颤一颤的，“今天卸不完，晚上的饭钱自己掏！”
刘丙牛抹了把嘴，没吭声，只是抓起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他不能歇——老家的爹娘等着他寄钱治病，妹妹明年要上大学，每个月那点微薄的工资，扣掉房租和自己最基本的开销，一分都不敢乱花。在这个码头，力气是他唯一的本钱，也是他活下去的全部依仗。
傍晚六点，最后一个木箱被搬进仓库时，刘丙牛的胳膊已经酸得抬不起来了。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出租屋走，路过街角的废品站时，忍不住多瞥了两眼——有时候运气好，能在废品堆里捡到几个空瓶子，攒多了也能换块把钱。
他的出租屋在码头附近的筒子楼里，楼道窄得只能容一个人过，墙壁上布满了油烟和霉斑，每层楼共用一个水龙头和厕所。他住在三楼最里面的一间，十平米不到，摆了一张木板床、一个掉漆的衣柜，还有一个用砖头垒起来的简易桌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刚走到门口，刘丙牛就愣了一下。门角的阴影里，放着一个半人高的纸箱，牛皮纸做的，表面有点磨损，但捆得很结实，上面没有贴快递单，也没有任何寄件人和收件人的信息。
“谁放这儿的？”他挠了挠头，左右看了看，楼道里空无一人。筒子楼里住的都是码头的工人和小商贩，平时谁也不会给谁送东西，更别说这么大一个箱子了。他蹲下来敲了敲纸箱，里面闷闷的，听起来不像有易碎品。
他犹豫了一下——万一是什么别人丢的垃圾呢？但箱子看起来挺新，扔了可惜。他咬咬牙，用尽力气把箱子拖进了屋，累得喘了好半天才缓过来。
晚饭还是馒头就着咸菜，刘丙牛一边吃，一边盯着那个纸箱看。好奇心最终战胜了疲惫，他找了把剪刀，小心翼翼地剪开了捆绳。
箱子里铺着一层厚厚的泡沫棉，掀开泡沫棉，里面只有一个巴掌大小的金属块。
刘丙牛把金属块拿起来，入手冰凉，沉甸甸的，像是铅，但比铅更细腻，表面是哑光的暗银色，没有任何花纹，只有边缘处，用指甲划了一下，能感觉到一串浅浅的刻痕。他凑到窗边，借着外面路灯的光仔细看，才看清刻的是一行字：海龙镇海天街8号。
“海天街？”他皱了皱眉，海龙镇就那么大，他只知道码头附近的几条街，海天街听都没听过。他翻来覆去地看这个金属块，除了重和凉，没什么特别的——既不是铜，也不是铁，更不是能卖钱的金子银子。
“搞什么鬼，白高兴一场。”刘丙牛有点失望，随手把金属块丢在了床底的角落里，那里堆着他穿旧的鞋子和没用的废品。纸箱被他拆开，叠起来塞到了桌子底下，说不定以后还能当废品卖。
接下来的几天，刘丙牛照旧在码头搬货，日子过得像码头的潮水，单调又重复。他很快就忘了床底那个金属块，直到一周后的一个上午。
那天，码头来了一批进口的发电机配件，每个木箱都有近百公斤重。平时这种重活都是两三个人一起抬，但那天王胖子说人手不够，催着刘丙牛一个人试试：“你小子力气大，先扛一个试试，扛不动再说！”
刘丙牛咬了咬牙，蹲下身，双手扣住木箱的把手，深吸一口气，猛地往上一使劲——木箱纹丝不动。他脸憋得通红，胳膊上的青筋暴起，再使劲，木箱还是只晃了晃，腰眼却传来一阵钻心的疼。
“废物！连个箱子都扛不动！”王胖子在旁边骂骂咧咧，“再扛不动就滚蛋，有的是人来干！”
周围几个工友也投来异样的目光，刘丙牛的脸火辣辣的。他不甘心，又攒了攒劲，就在这时，他的手不小心碰到了裤兜里的东西——是昨天打扫床底时，顺手塞进口袋的那个暗银色金属块。
就在指尖触碰到金属块的瞬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原本重得像座小山的木箱，突然像是变轻了——不是那种稍微轻一点，而是像空了一样！刘丙牛只觉得手上一松，几乎没用力，就把木箱扛了起来，脚步轻快得像扛了个空麻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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