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梧桐叶已经落满了街，王奕把车停在大学门口时，周诗雨正对着后视镜整理围巾。浅灰色的羊绒围巾是在南京老门东买的，边角绣着细小的桂花图案，此刻被风掀起一角，露出颈侧淡粉色的疤痕——那是去年巡演时被舞台设备划伤的，王奕总说像片没长好的月牙。
“紧张吗？”周诗雨替她抚平西装领口的褶皱，指尖触到王奕颈后的脊椎，那里总因为常年低头看卷宗而泛着僵硬的凉，“上次在警局做内部培训，你站在讲台上半小时没敢抬头。”
王奕握住她悬在半空的手，掌心的温度透过薄薄的衬衫渗进来。“费局说，再让我对着尸体说话，物证科的实习生都要被我带成闷葫芦了。”她朝教学楼抬了抬下巴，玻璃幕墙上映着她们交握的手，像幅被阳光晒得透明的画，“再说，台下有你。”
报告厅里已经坐满了人。周诗雨跟着王奕从侧门进去时，听见后排传来细碎的议论声——“那不是周诗雨吗？”“她怎么会来？”“听说主讲的法医是她朋友，破过好多悬案呢。”王奕把牛皮笔记本放在讲台上，转身时看见周诗雨选了第一排靠窗的位置，正对着她比了个加油的手势，阳光落在她发梢，像撒了把碎金。
投影仪亮起的瞬间，全场忽然安静下来。第一张幻灯片是1937年的南京地图，红色的箭头密密麻麻地指向城市中心，王奕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开，带着种奇异的镇定：“12月13日凌晨，日军从中华门突破防线，当天下午三点，城南的平民开始往安全区逃亡。”她的指尖点在地图上的夫子庙，“这里原本有三家照相馆，到12月15日，全部烧毁。”
周诗雨看着讲台上的王奕，忽然觉得陌生。那个在法医室里会对着解剖刀发呆的人，那个在深夜里抱着卷宗蜷在沙发上的人，此刻站在聚光灯下，眼神亮得惊人。她想起在南京的最后一晚，王奕坐在客栈的窗边整理资料，月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像株沉默的树。
“这是当时的法医鉴定记录。”王奕切换幻灯片，泛黄的纸页上是用毛笔写的蝇头小楷，“1938年2月，国际安全区的医生团队对300具遗体进行检验，其中173具是儿童，最小的只有三个月。”她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年轻的面孔，“他们的致命伤大多集中在头部和胸部，其中89%是锐器造成的贯通伤——这意味着凶手是近距离攻击，而且，他们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后排有个戴眼镜的男生忽然举手：“王医生，这些数据会不会有误差？毕竟过去这么多年了。”
王奕弯腰从讲台下拿出个金属盒子，打开时里面躺着三枚锈迹斑斑的弹壳。“这是上个月在南京中华门城墙下找到的，”她用镊子夹起其中一枚，投影幕上立刻出现了弹壳底部的印记，“9mm帕拉贝鲁姆弹，日军南部十四式手枪的专用弹药，上面的膛线痕迹显示，发射它的枪管至少击杀过五人。”
周诗雨的指尖攥紧了裙摆。她想起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看到的那堵照片墙，想起那个叫陈阿宝的婴儿，额头上的胎记像片小小的枫叶。王奕曾在深夜里告诉她，婴儿的骨骼最容易留下伤痕，因为他们的骨头还没长硬，任何暴力都会刻下永不磨灭的印记。
“这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登记册。”王奕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泛黄的纸页上写满了名字，“1937年12月到1938年3月，这里收容了一万多名妇女儿童，其中有297人被强行掳走，最后只有13人活着回来。”她指向其中一行字迹，“登记号456，张桂英，28岁，丈夫是警察，12月18日被三名日军拖走，回来时全身是伤，怀里的婴儿不见了。”
台下开始有低低的啜泣声。周诗雨抬头时，看见王奕正望着她，眼神里带着种复杂的情绪——有痛，有憾，还有种小心翼翼的支撑。就像在南京纪念馆的休息区，她也是这样望着自己，不说安慰的话，却把所有的重量都接了过去。
“我知道这些事很难让人接受。”王奕的声音放低了些，投影幕上忽然出现张彩色照片，是她们在南京建康路拍的，穿校服的女孩举着奶茶杯，背后是“光华照相馆”的旧址，“但我们记住这些，不是为了延续仇恨。”她指向照片里女孩的笑脸，“而是为了让这样的笑容，能一直挂在脸上。”
她顿了顿，忽然说起那个叫陈景明的摄影师。说起他藏在煤炉里的胶卷，说起他女儿陈念安在暗房地板下藏了七天，说起那些在上海展出时让无数人落泪的照片。“陈老先生在自拍里笑了，”王奕的声音有些哽咽，“他站在燃烧的店铺前，怀里抱着相机，背后是飘扬的太阳旗，可他在笑。我想，他是知道的，知道这些照片总有一天会重见天日，知道总会有人记得，他们曾经这样活过。”
周诗雨忽然站起身，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她走到讲台上，从包里拿出本相册——那是她们在南京修复好的光华照相馆的照片，此刻正一页页在投影幕上展开：穿西装的陈景明抱着女儿，穿旗袍的妻子站在旁边，背景里的“光华照相馆”五个字闪着温暖的光；街对面的冰糖葫芦摊，穿棉袄的小贩正给孩子递糖；还有张是傍晚的金陵路，路灯亮起来，一对老夫妻手牵着手慢慢走，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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