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歌乐山的命名源自中国古代的传说，相传大禹治水成功后，在此地召集宾客，欢庆并高歌以表达欢乐。这一传说不仅展现了古人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也表达了他们战胜困难后的欢愉之情。歌乐山之名，正是这个地方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交融的生动写照。歌乐山因抗战时期留下的重要历史遗迹而声名远扬，其中包括白公馆、渣滓洞监狱等。这些地方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人们对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缅怀的圣地。长篇小说《红岩》的广泛传播，进一步确立了歌乐山作为英雄山脉的崇高地位。
在1987年11月下旬，古煜和王部长接到了来自北京的会议邀请，前往重庆参加全国汽车行业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他们被安排住宿在歌乐山下一家规模不大的招待所。次日清晨，北风携带着雪花在空中飞舞，古煜打开房门，恰好遇到一个看起来有些面熟的老人，他正拿着毛巾和牙刷从走廊尽头的卫生间走出。老人的面容让古煜感到似曾相识，但他一时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古煜礼貌地点头微笑，老人也以和蔼的笑容回应。古煜不禁脱口而出：“请问——您是华老吗？不，或许我应该称呼您为韩老。”老人爽快地回答：“对哩，两者都对。我白天有活动，晚上您可以过来坐坐。”回到房间后，古煜心中始终无法摆脱对那张面孔的思索。
古煜与王部长在招待所的餐厅中共进晚餐。他们选择了一个靠近窗户的座位，窗外的雪景令人心旷神怡。就在那个晚上，央视新闻和重庆电视台都报道了数万名中小学生，在歌乐山下的革命烈士纪念园向韩老、宋振镛（杨虎城将军秘书之子，即“小萝卜头”的哥哥）以及其他几位烈士亲属敬献红领巾的感人场景，歌乐山下呈现出一片红色的海洋。
晚上八时许，韩老及其一行人返回了招待所。第二次会面宛如老朋友重逢，古煜向他们介绍了他的领导王部长以及联营厂的几位朋友。在得到王部长的许可后，他们邀请韩老一行在适当的时候前往宏伟厂，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报告。宋先生表示：“目前天气寒冷，韩老已经79岁高龄。待到明年春暖花开之际，只要韩老身体状况允许，我们便能成行。”
在交流中，古煜了解到韩老先生出生于山东阳谷县。1932年，他在北平中国大学求学期间，投身于革命事业，并于1933年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成员。不幸的是，1934年，他在北京因叛徒出卖而被捕，随后被囚禁于北平、南京、汉口、益阳、息峰、上饶、重庆等多地的秘密监狱，这一关押长达十四年之久。1947年，他机智地装疯卖傻，冒着生命危险越狱成功，从而逃出生天。重获自由后，他立即联系到党组织，并投身于冀、鲁、豫等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
解放后，韩老历任国家人事局科长，人事部副处长，一机部二局副局长等职。1958年调贵阳工作，1967年在任贵阳市委副书记时，一夜之间被打成了“冒充的华子良”，又一次进了贵州监狱，一直关押到1981年，是小萝卜头的哥哥三找最高层才把它放出来。在高层的重视和关注下，当选为贵阳市政协主席。
宋先生还介绍说，韩老第一次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与《红岩》一书中的严醉（本名沈醉）不期而遇。俗话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沈醉一眼就认出了韩老，并跨前一步伸手欲与韩老相握，韩老说：“你不是沈醉吗？”老人却倔强的拒绝握手，并迅速走开。
两天后，沈醉得知韩老正下榻于陶然亭宾馆，便精心挑选了上等的美酒和点心，前往拜访韩老，以表达其诚挚的歉意。他还向韩老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光临寒舍，同时提到政协副主席将会陪同。然而，韩老依旧婉拒了邀请。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陈思远亲自出马，邀请韩子栋和沈醉前往自己的住所做客，寄望于他们能够“历经波折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最终，得益于沈醉的真诚努力，以及程*远先生的调解，双方终于冰释前嫌，握手言和。
在1988年的春末夏初，宏伟汽车厂的党委、教委、团委共同发出邀请函，诚邀韩老莅临宏伟厂，为青少年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演讲。因此，宋先生从北京飞抵贵阳，陪同韩老于6月13日抵达这座车城。
他们入住车城宾馆的3号楼，受到党委、教委和团委领导的热情接待，这些领导亲自出面，并为韩老一行精心安排了活动。尽管已是80岁高龄，韩老依然心情愉悦、精神饱满，加之那段时间天气宜人。在为期一周的活动中，韩老连续作了五场报告，并主持了五次座谈会。此外，他们还参观了少儿活动中心、老年活动中心，以及机关小学和几个分厂的子弟小学。
有几位《红岩》读者闻讯后，跑回家拿出《红岩》小说，请韩老为他们签名。韩老、宋振镛先生当场还为单位和个人在宣纸上题字十多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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