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一信息反馈至发动机厂后，张厂长迅速与王书记商议。“这既在预料之中，也在情理之中。”王书记如是说。
他们俩时而独立作战，时而联合出击，苦口婆心，经过多次努力，直到第三天，车城的华灯终于亮起，愿望才基本实现。尽管计划经济体制仍在发挥作用，国家设置的障碍难以逾越。幸运的是，公司主要领导对他们的努力表示了极大的支持，在送他们出门时，还拍了拍张之乾的肩膀，说道：“老张，从宏观政策来看，我们发展轻型车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从大市场的角度来看，我们公司确实需要发展轻型车。我早已有这个预感，我宁愿不要乌纱帽，也不能放弃发展轻型车。”
这番话，无疑是一颗定心丸。
这番话，也是一把尚方宝剑。
张厂长急匆匆地赶回家中，桌上的饭菜已经凉透。他毫不犹豫地抓起碗筷，开始狼吞虎咽。老伴见状，连忙夺过他的碗，心疼地责备道：“看你饿成这样，这么凉怎么吃得下去？又不是没有柴火做饭了。”
那个周末的上午，北京长城饭店1208号房成了德方代理商的临时居所。龚总一行三人并排坐在豪华的沙发上，对面是一位风韵犹存的中年德方代理商。在了解了来意后，她满意地说：“很好，你们很守信用！”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龚总对价格问题提出了最终确认——300万美元保持不变！
“不，不！你们重视信用，我的老板同样如此！”女代理商的话语中透露出自信，以及一丝微妙的自豪。她看到生意即将达成，便立即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两个月内组织好前往拆迁的队伍，并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完成拆卸、装箱以及发运工作。
龚总他们一行人经过一番商议，表示时间上没有问题，绝对可以做到！在起身握别时，代理商亲自将他们送至电梯口。
在1994年元旦前夕，尽管疲惫，张之乾并未选择在家休息，而是迅速整理好行李，带领着26人的拆迁队伍，在对方代理商的协助下，如期完成了所有必要的手续。他们直奔德国的福特工厂，与团队一起努力工作，拆卸设备，团队成员之间难以区分谁是厂长谁是工人。张之乾强调，他们必须辛勤工作，艰苦奋斗，追求高效率。此外，所有能够拆回的物资都要带回，即使是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部件，也可能在工厂安装时发挥关键作用。
旅馆内设有国际直播电话，但张之乾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前往电信局拨打电话。随行的几位同事看到他在电话亭里打电话，有时显得风趣。他微笑着解释说，尽量减少通话次数，节约费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干出一番事业。
在主体设备拆卸完成后，张之乾并未沉醉于异国他乡的迷人风光，而是选择提前返程。他向留下的同事们强调，厂内需要抓紧时间、准备设备到货后的安装工作，技术资料的准备必须先行一步。在大家离开时，他建议尽可能多地携带资料。尽管他本人依旧使用那个旧包，但技术资料的量却增加了两箱。受他的影响，拆迁工作结束后，大家宁愿将个人物品放入集装箱，也要确保携带更多的技术资料。ohc420轻型车发动机技术资料除了拆迁人员带回的近三大箱外，还有49箱随机装箱。负责拆箱分理、登记、归档任务的厂档案科人员，在科长王颖的带领下，加班加点，中午仅以方便面充饥，连续工作。
曾在德国深造两年的党委书记王广畔，承担起了资料翻译总指导的重任。他既是指导老师，也参与翻译工作。面对2万多张混杂着多次工厂改造信息的工艺文件图纸，他首先指导技术人员区分轻重缓急，理出头绪，并制定了翻译纲要。与此同时，他还邀请了汽车学院的德文老师，开设了一个非正式的德文授权学习班。经过半年的培训，技术人员们都能熟练地使用《德汉机械词典》，按图索骥解决实际问题了。
在工厂里，真正能够融会贯通中西方知识的人寥寥无几。其中，王书记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佼佼者。这位出生在微山湖畔的农家子弟，少年时期家境并不富裕。然而，凭借其非凡的才智，他成功考入了徐州市的一所教会中学。不幸的是，由于经济困难，一个学期后他不得不辍学。那时，并没有像今天的希望工程这样的资助项目。但是，他的班主任了解到他的家庭状况后，亲自找到他家中，经过学校的同意，为他提供了甲等助学金，以支持他继续学业。王广畔被这样的好老师深深感动，他以勤奋和智慧顺利升入高中，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中国科技大学的近代力学系。1967年毕业后，他投身于第二汽车厂的建设工作。
在1978年召开的科技大会上，高层提出了一项重要倡议：每年派遣3000名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学生赴海外深造。这一消息一经发布，符合条件的学生们便翘首以盼。仅在东风公司，就有超过130名申请者通过了国家统一考试、省内复试、以及部门的考核，最终王广畔榜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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