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乾，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人，出生于50年代。他的父母健在，兄弟姐妹众多。他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学习，尽管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富裕，但尚能勉强维持。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他升入高中。1960年3月，由于青黄不接，他的父母尽管身体强健，却无法抵御长时间的营养不良，最终在一个月内相继离世。年幼的他和姐妹们抱头痛哭，为了生计，他作为一家老大不得不放弃学业，开始在生产队里挣工分，以维持糊口。
失去了双亲的庇护，张之乾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队长的态度也变得刻薄，对他不再宽容。
那年秋天，一个未成年的中学生不得不在泥泞和雾气弥漫的田间与成年农民一样割稻谷，挑起沉重的担子。每走一步，他都得使出全身的力气。队长不仅不体谅他，反而故意对他吼叫、辱骂，甚至用冲担（这是两头尖的、类似于扁担的挑担工具）在背后戳他。他虽然想反抗，但知道自己不是队长的对手。
在外面受了欺负的张之乾，放工回家后经常与弟妹们抱头痛哭。几天后，他们从痛苦中振作起来，迅速成长。弟妹们对他说：“哥哥，你已经上高中三年级了，眼看就要考大学。只有读出书来，你才会有出息，队长才不敢再欺负我们。”
贤者曾说：“在你的心田中种植希望，虽然根部苦涩，但果实却是甜美的。”坚定的意志可以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峰。
恰巧那天，老师家访时找到了张志权的家。老师看到这一幕，动情地说：“之乾同学，明天你就和我一起去上学吧。学费和书本费我建议学校给你免了。”
1961年的秋天，张之乾收到了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洞房花烛夜和金榜题名时。然而，之乾面对这份录取通知书，却无法感到喜悦，反而感到异常沉重。例如，学费和前往成都的路费，他不知从何筹措。内心的喜悦，被现实的痛苦所取代。
随着开学日期的临近，他带着通知书前往姐姐家。姐夫拿出了仅有的4元钱和他认为最体面的一件中山装，给予他鼓励。并告诉他，十里八乡的人都夸他有出息，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想办法克服。姐夫还说，在大学里，党和政府会关心他，家人也会尽力帮助他。让他放心地去吧。
他收拾了简单的行囊，踏上了求学之路。当他走出村口的山坡，想起了第一次进县城念初中时，母亲就站在那里送他。那时，母亲的眼神是那么温柔，仿佛还能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在向他挥手。他想象着，如果母亲还在世，今天一定会还站在这里，为他高兴，为他送行。想到早逝的父母，以及家中那些未成年的弟弟妹妹，他不禁潸然泪下。
夏末初秋天气，暑气未消，走了几里山路后，张志权已是满身热汗。他脱下中山装，挂在挑行李的扁担上，准备在资中火车站购买车票。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中山装不见了。他急忙寄存好行李，沿着来路奔跑，一路上见人就问，但所有人都摇头表示不知。
已经跑了十多里路，遇见一位中年妇女，她询问道：“大嫂，你有没有看到有人捡走我的中山服？”
“刚才听说前方XXX村里的一个小队长，捡到了一件中山服，但那个小队长非常贪财。”大嫂说。
张之乾疾步流星赶到村里，直奔队长家。他向队长说明了情况，但贪队长却一口否认。
之乾为了要回入学通知书，不得不苦苦哀求队长：“队长，请您行行好，我什么都不要了，只求您把入学通知书还给我。”然而，队长只是大口大口地“吧哒”着旱烟，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任凭他哭得肝肠寸断，队长却依旧无动于衷。
夜幕如同一口大黑锅，将四周的山水田园路都笼罩得严严实实，伸手不见五指。他回火车站已不可能，而且他的通知书还没要回来。他摸到村口路边的稻草堆里，度过了一个未曾合眼的夜晚，村里只有传来的狗吠声打破了夜的寂静。
如果说张之乾在大学之前是他的姐夫给予了他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力量，那么大学之后，老师的谆谆教诲便成为了他人生坐标的基础。在这个世界上，扶助弱者和那些欺负弱者的人之间的界限了了分明，这一点让张志权终身难忘。
张之乾的思绪在历史的云烟中悠然舒展，跌宕起伏。30多年过去了，这段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历练了他在困难面前从不退缩，从不低头的坚强信念——只有敢于拼搏，才能赢得胜利。
如今，他统帅着一个拥有近5000名员工的工厂，负责着超过2亿元的固定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他虽然不是军人出身，但他适应市场的能力如同在战场上一样，强者相遇，勇者胜。
1993年，全国世界运动会在北京召开，他被公司推选参加全运会开幕式。到达北京后，他下车时已是凌晨，距离公共汽车运营还有一个多小时。为了节约，他选择等待，直到公交车发车，仅花费0.45元便到达了亚运村。尽管资金异常紧张，张之乾为了降低成本，坚决刹住吃喝风。那年春节，他在中层干部会议上果断采取措施，现在吃喝风愈演愈烈。为了落实马总经理的2号令，从今天起严禁公款大吃大喝，凡违反者除自掏腰包外，还将受到处罚。廉洁则生威，令行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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