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一天上午， 古煜应朋友之邀，前往省图书馆《长江讲坛》聆听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讲座由戏剧名家、前湖北省文联主席沈虹光女士主讲，罗田县黄梅剧团团长吴丽亚和优秀青年演员王刚共同参与，讲述了《寻找余三胜》的动人故事，令人耳目一新。
那么，余三胜究竟是何许人也？简而言之——他是中国戏曲界的一位杰出人物，京剧大师梅兰芳曾亲自前往余三胜的墓地，以表达对这位前辈的敬意，并在墓前上香祭奠。
不仅如此，梅兰芳的儿子梅葆玖也对余三胜的成就表示了极高的敬意，他亲自题字“京剧鼻祖”，以此来纪念余三胜对中国国粹京剧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仅凭这些历史记载和后人的敬意，便足以彰显余三胜在中国戏曲史上，特别是对京剧艺术的深远影响和卓越贡献。
那么，为何我们仍然需要追寻余三胜的足迹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深藏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且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余三胜，这位在清代中后期名声大噪的京剧老生，不仅在民间享有极高的声誉，而且多次被召入宫中，为皇帝和宫廷献上他那精湛的表演艺术。
他的才华得到了当时统治者的高度认可，其中嘉庆皇帝更是对他青睐有加，亲自赐予他“戏状元”的美誉，这一称号不仅是对他艺术成就的肯定，也是对他个人品德的褒奖。因此，探寻余三胜的生平和艺术成就，不仅是为了纪念一位京剧艺术大师，更是为了深入理解那个时代文化与政治的交融，以及京剧艺术在宫廷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由于余三胜生活在200年前，他天赋异禀，家境却颇为贫寒。他从罗田起步，历经黄冈、汉口，最终抵达北京。在京无依无靠，只得投身于驻京徽商门下，因此戏剧史料中记载的余三胜被误认为是安徽人，而家乡的相关部门却难以找到他的文史资料。
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从日本的史料中发现余三胜实为湖北罗田人。日本学者波多野乾一的论着《余三胜——谭鑫培之先驱》中亦提及：“余为安徽人，其父行商也，土着于北京，遂生三胜”。
日本学者推测这一说法“应有相当之根据”，因为它源自“深知剧界派别”的“北京知名评论家”所着的《伶史》。
沈虹光表示，获得这一线索后，她的前辈王俊老师和另一位同行方光诚先生决心寻找余三胜。上世纪80年代初的大别山腹地，交通极为不便，两位前辈前往县文化局询问，却无人知晓余三胜其人，甚至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局长思虑再三后提议，鉴于两位年事已高，山路难行，这项任务由文化局接手，一旦有消息再请他们前来。
过了一段时间，终于获得些许信息，他们再次出发，这次直接下到公社，并由公社人员送至余三胜的祖籍地——余家下塆。然而，找到余家后人后，对方却三缄其口，尽管他们强调如今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但大政策似乎与这些人毫不相干，无论如何劝说都无济于事。
而王、方两位前辈执着如故，不到黄河心不死，坚持要找到确凿的证据。然而，两位老师历经艰辛，锲而不舍，正当他们准备无功而返之际，幸得文化局一位姓蒋的先生指点迷津：“此事急不来，先让他找个人吧。”他建议省城的老师们稍后再去，这无疑为事情留下了一线生机。
第三次前往罗田时，蒋先生所托之人终于出现。这位关键人物是一位老民工，他胸有成竹，路径明晰，即便曲折之处亦不迷茫，最终指引的方向正是京剧泰斗余三胜的故乡——七娘山。
余三胜曾多次奉诏进宫献艺，演绎了《四郎探母》、《击鼓骂曹》、《捉放曹》、《秦琼卖马》、《琼林宴》、《定军山》、《李陵碑》、《乌盆记》、《朱痕记》、《战樊城》等经典剧目，无一不是他的拿手好戏。
嘉庆皇帝观戏甚悦，脱口封赐“戏状元”，更有大红喜报自京城飞抵罗田，顿时朝野沸腾。谭鑫培则是在深得余三胜演唱艺术真传的基础上，进行了独具匠心的开拓与创新。
当地百姓深信七娘山风水极佳。清末，徐寿辉领导的红巾军起义失败，未能成就天子之位，却意外应验在余三胜身上，使他成为了“戏状元”。因此，乡间流传着“假天子，真戏子”以及“天子非天子，七娘是戏娘”的民谚。听闻此事，方、王二位老师颇为高兴，随即付清了老民工的酬劳，让他先行返回。
比想象的更加详细，余三胜是怎样从汉口到北京，父母分别于何时故世，何时合葬，葬哪儿。余三胜和弟弟何时娶妻生子——余三胜是“开”字辈，谱名开龙，嘉庆壬戊(1802)生，同治丙寅(1866)卒。安葬地点谱上都有——“葬直隶天津卫大筲子口”。
在村干部的引领下，他们选定了一户人家，耐心细致地讲述余三胜在京剧史上的卓越贡献，以及北京方面的高度重视，强调查清此事亦是余家的荣耀。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那人终于从怀中取出一卷物品，展开后，黑体字赫然显现：《余氏宗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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