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非一时之计，乃根本之图。速办！”
第二道建议，通过密信渠道，呈送汴梁枢密院与平章政事何栗：
“臣太初谨奏：今海疆不靖，贼寇凶顽，非特劫掠商船，更已威胁沿海重镇安危（如登州之事）。窃以为，被动防御，徒耗钱粮，难竟全功。为保社稷沿海安宁，臣冒死建言：
请旨敕令沿海各重要港口、军镇，如登州、莱州、明州、泉州、广州等，即刻着手更新岸防炮台。 汰换陈旧不堪之火器，仿流求新炮制式，铸造射程更远、精度更高之重炮，配属精良观瞄器具，由熟练炮手操演。如此，则贼船若敢再犯，必遭迎头痛击，使其不敢近岸肆虐。所费虽巨，然相较于商路断绝、城镇遭劫之损失，实为必要之投资，乃固本培元之长策也。”
然而，正如陈太初所料，他的奏议一经在朝堂提出，便如同捅了马蜂窝。
紫宸殿内，反对之声甚嚣尘上，远比之前的攻讦更为猛烈和“有理有据”。
户部的官员首先跳出来，捧着账本，痛心疾首：“陛下！万万不可！陈太初此奏，实乃祸国之言！更新全国岸防炮台？此乃何等巨耗？初步估算，仅炮械铸造、炮台修葺一项，便需耗银不下五百万贯！这还不算日常维护、弹药补给、兵员增饷之费！如今北地大旱，赈灾犹恐钱粮不足，岂能再行此等劳民伤财之举？”
紧接着，御史言官们引经据典，群起而攻之：
“陛下！臣弹劾陈太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其经营流求，已耗费国帑无数，今又欲将此举推及全国，实为借机扩充其势力，揽权自重！”
“所谓海盗之患，皆因其妄开海衅、结交远夷所致！今不反省己过，收敛行止，反而欲大兴土木，将沿海变成其火炮演兵之地，此乃本末倒置！”
“《司马法》有云，‘国虽大，好战必亡’。陈太初一味强调武力，置圣人仁政德化于何地？此等鹰派作风，绝非治国安邦之正道！”
“臣怀疑，其奏议中所谓‘新式火炮’，必又出自其流求工坊，此举名为加强防务，实则为自家工坊牟取暴利，乃假公济私之典型！”
更有阴险者，将话题引向更危险的方向：“陛下，沿海炮台若皆按陈太初之制式打造，则全国海防命脉，岂非尽握于其手？倘若其心怀异志……臣不敢深思啊！”
龙椅上的赵桓，听着台下唾沫横飞的争论，脸色阴晴不定。一方面，登州遇袭的惊悸未消，他确实担忧海防；另一方面，国库空虚、北地旱情的现实压力，以及旧党大臣们“祖宗之法”、“仁义为本”的冠冕堂皇之论，又让他犹豫不决。陈太初的提议，听起来很有必要，但牵扯太大，反对的声音也似乎“占理”。
最终，赵桓在巨大的压力下，采取了惯有的拖延策略，将陈太初的奏议“交由枢密院、户部、工部详议”，实则等同于搁置。
消息传回开德府，陈太初并未感到意外，只是嘴角泛起一丝冰冷的嘲讽。他深知变革之艰难，旧势力的阻挠无处不在。但他更清楚，危机的脚步不会因朝堂的争吵而放缓。海上的较量，终究要靠海上的实力来说话。
他望向东南方向，目光仿佛穿透重重屋宇，看到了那片波涛诡谲的海域。
流求的升级计划必须加速，而朝堂上的这场博弈，不过是另一场更为漫长、更为残酷的战争的前奏。
真正的惊雷，终将在海上炸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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