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佑三年，十一月初，河北东路，大名府。
北方的冬天，来得迅猛而酷烈。官道两旁的树木早已落尽了最后一片枯叶，光秃秃的枝桠如同无数双干瘦的鬼爪，直刺灰蒙蒙的天空。寒风卷着细碎的雪粒，抽打在脸上，刀割似的生疼。泥土路面被冻得硬邦邦，车马过后，留下深深浅浅、很快又被新雪覆盖的辙印。旷野里一片萧瑟，唯有偶尔掠过的寒鸦，发出几声凄厉的啼叫，更添几分荒凉。
在这天寒地冻的时节，巡按钦差的行辕，终于抵达了此次北巡的第一站——大名府。选择此地，陈忠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方面，大名府作为北宋北京，地位紧要，此处若能打开局面，对后续各州府将产生巨大的示范和震慑效应；另一方面，更是因为此地坐镇着那位年高德劭、且对变法持同情态度的老臣——知府宗泽。有这位历经沧桑、刚正不阿的老相公在，至少能保证钦差行辕在大名府城内，不至于被地方势力完全架空或软抵抗。
钦差正使陆宰、副使陈忠和以及部分随行文吏，是乘官船沿御河而来，虽免了车马劳顿，但河面上的寒风更是刺骨。而那一营五百人的殿前司禁军精锐，则是由都头率领，顶风冒雪，一路陆路开拔，虽装备精良，到达大名府时，将士们也是人困马乏，甲胄上结了一层薄冰。
行辕设在城内原转运使的一处闲置官署。宗泽早已派人打扫整理，一应物资供给倒也周到。然而，人虽安顿下来，但空气中弥漫的那种无形的紧张与抵触，却比屋外的寒气更让人感到压抑。地方官员前来拜见时，虽然礼数周全，言辞恭谨，但那闪烁的眼神、谨慎的措辞，无不透露出一种审慎的观望甚至是隐隐的戒备。
清查工作，便在这样一种外松内紧的氛围中，悄然开始了。
陈忠和深知时间紧迫，必须在土地封冻、春耕开始前的这几个月里，取得实质性突破。他将首要目标，锁定在了大名县境内一片特殊的土地上——那是约二十年前，其父陈太初任大名府都监时，利用壮城军（厢军） 的人力，在城郊淤田、垦荒，整理出的大片良田。
当年，陈太初将这些土地以较低租率租给当地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旨在安置流民、恢复生产，带有明显的“屯田”和“惠民”性质。然而，二十年光阴流转，世事变迁。当年的佃户，或因天灾人祸家破人亡，或因税负沉重被迫逃亡，更有部分人如同牛大眼带走的那批流民一样，选择了远赴海外谋生。这些土地，便在种种“合法”或非法的交易、典当、兼并中，如同溪流汇入大河般，悄然流入了本地大大小小的地主手中。
清查的第一步，便是核对账册。钦差行辕临时改建的签押房内，炭火烧得噼啪作响，却依然驱不散那股从门窗缝隙钻入的寒气。陈忠和与几名从资政院、三司抽调来的精干吏员，埋首于从府、县衙门调来的、堆积如山的田亩黄册、鱼鳞图册以及赋税档案之中。空气中弥漫着陈年纸张和墨汁的味道，偶尔夹杂着吏员们低声讨论和咳嗽的声音。
这项工作繁琐至极，且阻力重重。地方衙门提供的档案，往往残缺不全，字迹模糊，甚至有明显涂改、作伪的痕迹。显然，有人并不希望钦差轻易摸清底细。陈忠和不得不调动随行的禁军兵士，持钦差关防，直接入驻县衙架阁库，实行“监督式”调档，才勉强保证了基础资料的来源。
经过数个昼夜不眠不休的比对、核查，一幅触目惊心的土地兼并图景，渐渐浮出水面。陈忠和拿起一份刚刚整理完毕的卷宗，手指因寒冷和愤怒而微微颤抖。卷宗记载的是政和六年，大名县一户张姓地主的土地登记情况，以及如今（天佑三年）该户上报的土地数额。
政和六年，张地主名下登记在册的田产：二百亩。
天佑三年，张地主名下纳粮田产：六百亩。
短短二十年间，土地规模膨胀了三倍！而更关键的是，通过仔细比对当年的“壮城军垦田区”边界图册与现有的地契过户记录，吏员们清晰地勾勒出，这新增的四百亩土地中，有将近三百亩，赫然位于当年壮城军垦区的范围之内！这些土地，从官田（或准官田）到私产的身份转换，档案中往往只有一纸语焉不详的“买卖契约”或“抵债文书”，见证人、保人模糊不清，交易价格低得离谱，显然是乘人之危下的巧取豪夺！
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类似的卷宗，在签押房的案头越堆越高。王姓地主、李姓乡绅、赵姓豪商……如同《百家姓》的活页注解，一个个名字背后，都是土地兼并的典型案例。初步估算，仅是这大名县境内，当年由壮城军辛苦开垦出的近万亩“惠民田”、“屯垦田”，如今已有七成以上落入了这些地方豪强之手！
陈忠和合上卷宗，胸口仿佛堵了一块巨石，压抑得难以呼吸。他仿佛能看到，二十年前，父亲率领那些衣衫褴褛的厢军士兵，在这片土地上挥汗如雨，排水垦荒，希望能为贫苦百姓开辟一线生机；而二十年后，这些浸透着血汗的土地，却成了豪强们盆满钵满的资本。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和一股难以抑制的怒火，在他心中交织升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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