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画面：1970 年 6 月的北京复兴路 65 号，邮电部大院的梧桐树下，45 岁的项目负责人老周蹲在地上，用粉笔在水泥路面画着机房布局图，身旁堆着从苏联带回的《电子计算机房设计规范》和美国《数据处理中心建设手册》，书页间夹着国产 “108 乙型” 计算机的电路图，图上 “磁芯存储器散热不足” 的批注被雨水洇开。他的帆布包上，“1969 年赴东欧考察” 的红色标签已褪色，口袋里露出半截长城牌铅笔，笔杆上刻着 “数据中心筹建处” 的字样。字幕浮现：1970 年盛夏，当电报业务量突破百万份 / 日，手工分拣与单机处理的瓶颈倒逼技术革命。老周带领团队在进口手册与国产元件间寻找平衡，于青砖机房与电子管的嗡鸣中绘制数据中心蓝图 —— 那些被反复测算的机柜间距、用算盘算出的散热公式、在配电室度过的通宵调试，终将在历史的服务器轰鸣声中，成为中国数据中心建设的第一块奠基砖。】
1970 年 6 月 10 日，邮电部科技司的会议室里，老周将《1969 年全国电报处理延迟报告》摔在覆盖着绿漆的会议桌上，北京电报大楼 “单机组日均处理量达极限” 的红色警示，让 27 岁的技术员小王手中的钢笔在笔记本上划破纸页。“上海到乌鲁木齐的加急电报要经 7 次转接，” 老周敲了敲墙上的通信网络图，“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大的机房，而是能让数据‘跑’得更快的心脏。”
一、设备选型的双重考验
根据《1970 年邮电数据中心筹建档案》（档案编号 YDB-SJ-1970-06-01），老周团队面临的首要难题是 “万国牌设备” 困境：既有苏联援建的 “БЭСМ-2” 计算机，也有国产 “红旗 - 3 型” 晶体管计算机，还有从香港辗转购入的二手 IBM 1401 部件。在设备兼容性测试中，“红旗 - 3 型” 的磁芯存储器与 “БЭСМ-2” 的接口模块频繁冲突，小王盯着示波器上紊乱的数据流，想起在沈阳通信枢纽看到的场景：技术员们用手工转接板连接不同型号设备，效率比理论值低 40%。
“不能被设备牵着走。” 老周提出 “双轨并行” 方案：核心数据处理采用国产 “红旗 - 3 型”，发挥其汉字处理优势；国际报文转接启用 IBM 1401 改装机，通过自制的 “代码转换器” 实现中俄文兼容。这个方案在论证会上遭遇质疑：“进口设备配件断供怎么办？” 老周举起从废品站淘来的电子管备件：“1958 年我们用旧收音机零件组装载波机，现在也能给进口设备‘做手术’。”
二、机房布局的空间革命
6 月 15 日，机房选址确定在西郊万寿路的废弃仓库，老周带着卷尺丈量空间时，发现层高不足 4 米，而苏联规范要求主机房净高不低于 6 米。“就像在火柴盒里摆家具，” 他蹲在布满灰尘的地面，突然想起在东德看到的紧凑型机房 —— 用钢架分层架设设备，留出底部空间铺设通风管道。
团队设计的 “立体机柜” 方案应运而生：将 30 台主机分三层吊装，每层留出 20 厘米散热通道，地面铺设架空地板，暗藏的通风管道连接至外墙的百叶窗。为解决国产设备散热差的问题，小王借鉴故宫琉璃瓦的通风原理，在屋顶开设 12 个倒梯形出风口，利用热压效应形成自然对流，这个设计让机房温度比苏联方案低 3℃。
三、电力保障的昼夜博弈
电力组遭遇的挑战更为严峻。北京电网的不稳定让 “红旗 - 3 型” 多次因电压波动死机，老周在配电室发现，1959 年安装的变压器容量仅 200kVA，而数据中心满负荷运转需要 500kVA。“就像用细水管供大水缸，” 电工老张拍着生锈的配电柜，“得准备备用水源。”
他们从石景山钢铁厂拆借了两台退役的柴油发电机，改装后作为备用电源，同时在机房角落放置 24 组铅酸蓄电池，形成 “市电 - 油机 - 蓄电池” 三级保障。首次全负荷测试时，发电机因燃油标号不符熄火，老张连夜骑车往返 30 公里，从机场油库求得符合标准的航空煤油，当设备在暴雨夜连续运行 8 小时未中断，他的工作服已被柴油浸透。
四、散热系统的土洋结合
7 月，机房散热进入实测阶段。国产电子管的发热量大得超乎预期，试运行三天后，主机房温度飙升至 35℃，超过设备安全阈值 5℃。老周盯着温度计，突然想起在新疆看到的坎儿井 —— 利用地下风道输送冷空气。他带领团队在机房地下挖设 1.5 米深的通风隧道，入口加装自制的 “水幕降温装置”：用竹帘和喷雾器模拟人工降雨，将室外 35℃的热气降至 25℃再引入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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