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画面：1971 年 7 月的北京首都机场，24 岁的技术员小陈穿着洗得发白的绿军装，胸前别着 “为人民服务” 的毛主席像章，手中的帆布包鼓起，里面装着《英汉通信技术词典》和盖着 “机密” 红章的留学文件。停机坪上，一架波音 707 客机的引擎正在预热，螺旋桨搅动的气流掀起他的衣角，露出里面印着 “邮电部” 字样的白衬衫。远处，送行的同事举着 “向世界先进技术学习” 的横幅，与他背包上 “1971 首批通信进修生” 的红色标签在阳光下交相辉映。字幕浮现：1971 年盛夏，当国内通信技术还在电子管与继电器的世界里探索，17 名邮电精英带着国产晶体管收音机和空白笔记本踏上西行航班。小陈们在异国实验室触摸光纤的微光，于数字交换机的逻辑门中破译技术密码，用外汇券购买的二手示波器零件和手抄的公式推导，终将在黄浦江畔的造船厂、中关村的实验室，催生出中国通信技术与世界对话的第一组二进制代码。】
1971 年 7 月 10 日，邮电部外事司的会议室里，司长老王将《首批海外进修人员名单》摔在掉漆的会议桌上，27 岁的小陈盯着自己名字后面的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指甲无意识地掐进掌心 —— 这是他第三次申请出国进修，前两次都因 “英语水平不足” 被退回。“他们的光纤通信实验室能拉出 10 公里长的玻璃丝，” 老王敲了敲墙上的世界通信技术图谱，“而我们的‘红旗 - 5 型’载波机还在为 1 公里的信号衰减头疼。” 小陈摸了摸口袋里的英语单词本，第 37 页 “fiber optic” 的音标旁，画着他想象中的光纤剖面图。
一、太平洋彼岸的技术晨光
根据《1971 年邮电海外进修档案》（档案编号 YDB-WS-1971-07-01），首批 17 名进修生被派往加拿大、日本、法国等 6 个国家。小陈在麦吉尔大学的报到日，正赶上该校物理系展示最新的 “石英光纤传输实验”，当导师史密斯教授点燃氦氖激光器，红色光束在透明玻璃丝中划出优美的弧线，他突然想起在上海看到的玻璃厂拉丝工艺，二者的差距让他的笔记本第一页留下了深深的铅笔印：“光真的能在玻璃里奔跑。”
在实验室的第一个月，小陈发现自己连光纤熔接机的英文操作手册都读不懂。他白天跟着博士生调试设备，晚上躲在宿舍用俄英词典翻译资料，煤油灯的黑烟将 “attenuation”（衰减）这个词熏得发黄。当他第一次独立完成光纤耦合实验，发现国产万用表的精度不足，不得不借用实验室的惠普示波器，这个细节让他在给国内的信中写道：“差距不在技术，在测量技术的工具。”
二、数字交换机的逻辑迷宫
在日本电报电话公司（NTT）进修的小李，遭遇了更严峻的挑战。当他看到 NEC 生产的 “NEAX-1 型” 数字交换机，2000 门容量的设备体积不足 10 立方米，而国内的 “纵横制交换机” 达到同等容量需要占据两层楼。“就像用算盘和计算机比速度。” 他蹲在设备间画电路板布局图，发现日本工程师在继电器矩阵中加入了 “电子选路器”，这个创新让他想起在沈阳通信厂见过的 “半自动转接台”，二者的原理在他的笔记本上逐渐重合。
最艰难的是软件编程。小李的 FORTRAN 语言基础薄弱，只能跟着程序员熬夜看代码，发现对方在呼叫处理程序中使用了 “优先级队列算法”，这与他在国内设计的 “人工转接优先级表” 异曲同工。他用国产复写纸抄下关键代码段，复写纸的蓝色油墨浸透了三张纸，却让国内的技术人员首次接触到数字交换的核心逻辑。
三、外汇券与二手设备的博弈
进修生们面临的共同难题是外汇短缺。小陈每月 50 加元的生活费，既要支付房租，又要购买技术资料。他发现蒙特利尔的二手市场有淘汰的示波器零件，便用省下来的饭钱购买，在宿舍搭建简易实验室。当他把拆下来的阴极射线管寄回国内，随包裹附上的纸条写着：“玻璃管是旧的，但里面的电子是新的。”
在法国邮电研究院进修的老周更具巧思，他注意到当地实验室淘汰的 “数字集成电路测试板”，便说服管理员以废铁价格收购。这些布满灰尘的电路板回国后，成为北京半导体研究所研究集成电路的重要参考，而老周的西装口袋里，始终装着在巴黎地铁捡到的 “光纤通信国际会议” 传单，边缘的法文摘要被他译成了工整的中文。
四、技术封锁下的暗线突围
1972 年 3 月，小陈在参加国际微波通信会议时，发现美国代表团展示的 “卫星通信调制解调器” 对中国参会者保密。他佯装迷路进入设备间，用国产相机的广角镜头偷拍电路板布局，闪光灯亮起的瞬间，被保安喝止。这次经历让他意识到：“真正的技术不会写在论文里，藏在实验室的门禁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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