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李起初对这台老仪器不屑一顾。他习惯了新示波器的数字显示和自动校准，觉得 ST-1 的指针式频率计既麻烦又不准。但在排查接地干扰时，老示波器的指针摆动给了他关键提示：干扰强度随发电机负载变化的规律，比数字读数更直观，就像经验丰富的老兵能从风声中判断敌人的距离。
第 35 小时的突破来自 ST-1 的 “扫描同步” 功能。小李无意中将扫描频率锁定在 150 赫兹的 2 倍，屏幕上的毛刺突然变成了稳定的方波，清晰显示出干扰的占空比是 1:3，这与发电机的整流电路特征完全吻合。“新示波器自动处理了这些细节，反而隐藏了线索。” 他不得不承认，老仪器的 “笨拙” 在这里变成了优势。
王参谋带来的备用发电机验证了这个发现。当启动备用发电机（与主发电机不同型号），ST-1 显示的干扰频率变成了 180 赫兹，毛刺形态也发生变化，这证明干扰确实来自发电机，但传递路径依然不明。“就像找到了敌人的大致方位，却不知道他们怎么进来的。” 他看着屏幕上的新波形，眉头拧成了疙瘩。
排查陷入僵局时，老张用 ST-1 做了个 1962 年常用的 “干扰追踪法”：将示波器探头沿着接地电缆移动，每 50 厘米记录一次干扰强度。在距离通信设备 3 米处的接地桩位置，干扰强度突然增加 6 分贝 —— 这里是探照灯接地线与通信站接地线的连接点，一个被水泥封死的隐蔽接头，在设计图纸上根本没有标注。
“这就是问题所在！” 小李用螺丝刀撬开水泥封层，两根粗细不同的接地线被简单地拧在一起，没有任何绝缘处理。当探照灯工作时，接地线上的 150 赫兹电流通过这个接头，直接窜入通信设备的接地系统，形成干扰。ST-1 屏幕上的毛刺在接头被断开的瞬间消失，像被掐断的蛇头。
三、心理的博弈：排查中的经验与技术之争
排查的第 18 小时，团队爆发了第一次激烈争吵。小李主张用新的频谱分析仪定位干扰源，效率更高；老张坚持用 ST-1 配合 “分区断电法”，虽然费时，但在复杂环境下更可靠。“1962 年我们在福建前线排查干扰，就是靠这种笨办法，三天找出了五处隐蔽接头。” 老张的声音因为熬夜变得沙哑。
王参谋的态度加剧了矛盾。他更信任年轻工程师带来的新技术，给小李调配了一台进口频谱仪，性能是 ST-1 的 10 倍。但频谱仪显示的干扰频率范围太宽，反而掩盖了 150 赫兹这个关键成分，导致排查走了 8 小时弯路。“就像用显微镜找大象，看得太细反而看不到全貌。” 老张在频谱仪旁贴了张 ST-1 的波形图，对比鲜明。
小李的心理防线在第 30 小时出现松动。连续两天没合眼，加上新设备排查无果，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当老张用 ST-1 演示如何通过改变探头位置，让毛刺的相位发生变化，从而判断干扰方向时，他突然意识到：老方法虽然慢，但每一步都能验证，不像新技术那样是个 “黑箱子”。
“我不该看不起老技术。” 小李在机房角落的水桶里洗了把脸，冰凉的水让他清醒了许多。他想起三个月前，也是这台 ST-1，帮他找到了调试 “67 式” 设备时的一处设计缺陷，当时他还嘲笑这台示波器 “运气好”。现在看来，是自己忽略了经验的价值。
老张其实也在观察和学习。他注意到小李用示波器的 X-Y 模式，将干扰信号与发电机输出信号做相位对比，快速确定了两者的相关性，这比 1962 年的 “听声辨位” 法效率高得多。“新方法不是不好，是要和老经验结合。” 他在笔记本上画下 X-Y 模式的接线图，旁边标注着 “值得推广”。
干扰强度突然消失的第 38 小时，所有人都以为问题解决了，小李甚至开始收拾工具。但老张坚持再观察 15 分钟：“1962 年有次干扰，就是在消失 10 分钟后突然增强，让我们白高兴一场。” 果然，12 分钟后，毛刺重新出现，而且频率变成了 300 赫兹 —— 这是发电机的二次谐波，证明干扰源依然存在，只是暂时减弱。
这次 “假阳性” 事件彻底改变了小李的态度。他主动把 ST-1 推到主测试位，自己则负责操作频谱仪做辅助分析。当两个仪器的结果相互印证时，排查效率反而提高了。“就像用两只眼睛看东西，比一只更清楚。” 他在记录中写道，此刻终于理解王参谋说的 “不管新老，管用的就是好的”。
四、最后的突破：150 赫兹背后的接地秘密
第 41 小时，排查范围缩小到接地系统。小李按照 1962 年手册的方法，制作了一个简易的 “干扰探测器”：用一段漆包线绕成线圈，接到 ST-1 的输入端，像扫雷器一样沿着接地电缆移动。当线圈靠近通信站与探照灯的共用接地桩时，示波器屏幕上的毛刺幅度突然增大到原来的 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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