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1970 年 9 月 15 日凌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加密机房里，空气里弥漫着臭氧和焊锡的味道。小李蹲在地板上，双手在 “70 式” 加密机的两个接口间切换 —— 左侧连接着 1962 年的老式电台，摩尔斯电码的滴答声从耳机里传出；右侧连接着卫星通信模拟器，数据流以每秒 300 比特的速度滚动。当双模式开关扳到 “卫星” 档，1962 年的电码自动转换为数字信号，在屏幕上形成完整的报文，没有一个字符丢失。
老张站在控制台前，手里的搪瓷杯映出双模式指示灯的红光和绿光。这是第 37 次兼容性测试，前 36 次都在第 19 组数据转换时失败。此刻，他盯着示波器上的波形，旧系统的模拟信号与卫星的数字信号在转换点完美衔接，像两条跨越八年的河流终于汇流。“1962 年的老伙计，遇上未来的卫星，还能说上话。” 他的声音带着沙哑，手指在 1962 年的加密协议手册上划过，那页关于 “预留扩展位” 的注释被红笔圈了三次。
王参谋带着卫星通信的测试指令走进来，指令纸边缘还沾着发射场的黄土。“15 分钟后，用双模式给卫星发送测试报文。” 他的手指点在指令末尾的加密要求上，“既要用 1962 年的密钥体系，又要符合卫星的帧格式，一个字符都不能错。” 机房的时钟突然跳了一下，秒针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像在为这场跨越时代的通信倒数。
一、协议的困境：旧系统与新需求的碰撞
1968 年夏，某集团军的跨区演习暴露出加密协议的致命矛盾。当 “67 式” 设备与 1962 年的老电台通信时，19% 的报文出现乱码，原因是两者采用的加密协议完全不同 —— 老系统用基于字符的单表替换，新系统用基于比特的分组加密，就像两个人用不同的语言说话，彼此无法理解。
“不是设备不好，是协议不通。” 老张在事故分析会上拍着桌子，他展示的报文对比图上，1962 年的 “ABC” 经过老协议加密后变成 “XYZ”，而新协议会将其拆分为 “0” 等二进制代码，两者的转换没有任何规则。“1962 年的协议是为摩尔斯电码设计的，现在要传卫星数据，必须改。”
当时的加密协议存在两代鸿沟。1962 年的《军用加密协议规范》（GJB 17-62）仅定义了模拟信号的加密规则，密钥长度固定为 16 位，帧格式按字符长度划分；而卫星通信需要处理数字信号，要求可变密钥长度和帧长，这在 1962 年的规范里找不到任何对应条款。某研究所的报告显示，1968 年发生的 23 起通信中断，有 17 起源于协议不兼容。
“最麻烦的是战场混搭。” 王参谋在 1968 年的装备会上指出，前线部队同时存在 1962 年、1967 年、1969 年三代设备，像 “爷爷、父亲、儿子” 同场作战，却没有共同的 “语言”。某次伏击战中，卫星传回的情报因协议不符，无法被 1962 年的指挥系统解密，导致行动推迟 47 分钟。
制定双模式协议的任务在 1969 年初下达，核心要求是 “向下兼容 1962 年系统，向上支持卫星通信”。当任务书送到团队时，小李注意到两个看似矛盾的指标：必须支持 1962 年的 16 位固定密钥，又要能扩展到 64 位可变密钥；既要保留摩尔斯电码的起止符，又要符合卫星通信的帧同步标准。“这就像让马车和火车在同一条轨道上跑。” 他在设计笔记上画了个大大的问号。
最初的方案倾向于 “翻译模式”：在新旧协议间加一个转换模块，但测试显示会增加 30% 的延迟，且在强干扰下转换错误率高达 5%。“卫星通信最忌讳延迟和错误。” 老张否定了这个方案，他翻出 1962 年协议的原始草案，发现第 7 章预留了 “未来扩展位”，虽然当时没用，但证明前辈们早就考虑到了兼容性问题。
“不是要翻译，是要让老协议学会说新话。” 老张的话打开了新思路。团队决定在 1962 年协议的基础上扩展，保留核心的字符加密逻辑，同时增加数字信号处理模块，就像给老房子加建一层新楼，既不拆旧，又能住新。这个思路在评审会上引发争议，某专家认为 “这是对新协议的妥协”，但王参谋带来的前线数据支持了老张 ——80% 的作战区域仍在使用 1962 年的设备，完全抛弃旧系统不现实。
二、双模式的诞生：在兼容与创新间找平衡
1969 年春季的协议设计陷入技术路线之争。小李团队主张 “双核心”：旧模式完全沿用 1962 年协议，新模式采用全新的分组加密，两者独立运行；老张则坚持 “单核心扩展”，在 1962 年协议的加密算法里加入数字处理单元，通过模式开关切换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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