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1969 年 10 月 19 日，锡林郭勒草原的冬牧场已见霜花。其其格跪在蒙古包的毡子上，手里攥着磨损的桦树皮笔记本，笔尖蘸着融化的酥油（替代墨水），在 “ɑrɑl ɡɑrɑn bɑyirɑɑn（河流清澈草原广）” 旁标注 “可对应 3、7—— 勾股定理直角边”。帐篷外，小李正和老牧民巴特尔核对谚语 “ɡɑshiɡ tɑrɑn ɑrvɑn（星星眨眼有十颗）” 的发音，寒风卷着雪粒打在帆布上，却没盖过他们反复确认的语调。
这本即将收录 1962 条蒙语谚语的秘密手册，此刻已记录了 370 条。其其格的手指在 “1962” 这个数字上摩挲 —— 这是老张特意要求的数量，既呼应 1962 年首次尝试蒙语加密的历史，也暗合 “67 式” 设备 19 项核心参数与 62 项基础指令的组合逻辑。远处的苏军电子侦察车天线隐约可见，其其格突然把笔记本塞进羊毛腰带，用蒙语对小李说：“该换个地方了，狼离羊圈太近了。”
当月光爬上蒙古包顶，两人在新的隐蔽点继续整理。其其格轻声念着 “ɑrvɑn ɡɑshiɡ ɑlɑn（十颗星星亮晶晶）”，小李在旁标注 “ɑrvɑn（十）可作跳频频率参数”，酥油凝成的字迹在月光下泛着微光，像在草原上撒下的加密密码，只等战友们读懂其中的深意。
一、词库的缺口：1968 年的加密危机
1968 年夏，中苏边境的加密通信遭遇新挑战。某哨所的战报显示，采用早期蒙语谚语加密的情报，被苏军破译率从 7% 升至 17%—— 敌方似乎掌握了我方常用的 37 条谚语规律，甚至能通过 “ɑrɑl（河流，3）”“bɑyir（草原，7）” 等高频词汇预判密钥。王参谋在紧急会议上把截获报告拍在桌上：“就像只有 37 把钥匙，敌人已经摸清了每把钥匙的齿纹。”
早期词库的局限逐渐暴露。1967 年启用的蒙语加密词库仅收录 190 条谚语，其中适合嵌入数字、公式的不足 70 条，长期使用后重复率高达 37%。小李在统计中发现，某哨所连续 19 天的通信里，“ɡɑl ɑlɑn ɡurban（火焰明亮有三团）” 被使用了 7 次，“敌人就算笨，也能记住这个词对应 3”。这种单一性，让原本安全的文化加密，渐渐失去隐蔽性。
1962 年的历史经验成了重要参照。老张翻出 1962 年的《民族语言加密初探》档案，第 37 页记载：“蒙语谚语数量庞大，若能系统收录，可形成天然加密库。” 当年因技术条件限制，仅整理了 62 条，如今 “67 式” 设备的加密需求，让扩充词库从 “备选方案” 变成 “紧急任务”。“1962 年埋下的种子，该浇水了。” 老张的话，让词库扩充有了明确的历史锚点。
实战压力加速任务推进。1968 年秋，某侦察分队因谚语重复使用，导致 “37 人巡逻队” 的情报被误判为 “7 人”，差点引发战术失误。其其格作为蒙古族报务员，在检讨中写道：“不是我们不会用谚语，是能用的太少，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这份检讨，让词库扩充的最后期限定在 1969 年雪封山前 —— 必须在 6 个月内收录足够的谚语。
词库规模的争议与确定。技术团队最初计划收录 1000 条，但老张坚持 “1962 条”：一是呼应 1962 年的历史起点，形成 “1962 年探索 - 1969 年完善” 的闭环；二是 1962 条刚好能覆盖 “67 式” 19 项核心功能的 103 种加密组合（19×103≈1962）。“数字不是随便定的，是和设备、历史绑在一起的。” 老张在方案论证时，用算盘反复计算，最终说服了反对的年轻技术员。
1968 年 11 月，蒙语加密词库扩充组正式成立。19 名成员中，有 7 名蒙古族战士（负责谚语收集与语义验证）、7 名技术人员（负责加密适配）、5 名档案员（负责历史数据核对）。其其格作为唯一懂蒙汉双语且有实战经验的报务员，被任命为现场协调，她的桦树皮笔记本，成了最早的 “谚语收集本”。
二、草原上的收集：1962 条谚语的寻找之路
1968 年 12 月，收集工作在零下 27℃的草原启动。其其格和小李的第一站是锡林郭勒盟的东乌珠穆沁旗，这里的老牧民巴特尔能背诵上百条谚语。初次见面时，巴特尔以为他们是 “记录民间文化的干部”，直到其其格用蒙语轻声说 “ɑrɑl ɡɑrɑn bɑyirɑɑn，sɑrɑ nɑrɑ ɑlɑn（河流清澈草原广，日月明亮人心畅）”—— 这是早期加密用的谚语，巴特尔瞬间明白，“你们是要给草原的话，装上门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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