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阶段：响应启动后 30 分钟，双方召开临时线上会议，评估措施有效性（如外围巡逻是否驱散可疑人员、现场安保是否控制事态），结合实时监测数据调整措施强度。例如，二级预警启动后，若监测到可疑车辆撤离，可降为一级预警，减少军方兵力部署；若可疑人员增多，则升为三级预警，加强反制。
调整阶段：根据评估结果，更新后续协作重点 —— 若某类威胁频繁出现（如多次有不明人员靠近），军方需增加该区域的监测设备，外交部需优化人员安检流程；李技术员团队负责根据调整需求，更新触发条件评估系统的参数（如提高 “多次不明人员靠近” 的威胁等级权重）。
为确保流程落地，每个步骤都明确 “第一责任人”：预警阶段由赵工程师保障系统运行，响应阶段由刘参谋统筹军方措施、张干事统筹外交侧调整，评估阶段由双方负责人共同主持会议，调整阶段由李技术员负责技术参数更新。这种 “责任到人” 的设计，避免了流程执行中的推诿问题。
1972 年 7 月，联动预案引入 “技术支持专项模块”，参考田中访华时 “技术设备与协作流程深度融合” 的思路，解决过往 “技术与流程脱节” 的问题 —— 例如，军事监测数据无法快速转化为外交侧可理解的安全建议，或外交侧的需求无法精准传递给军方技术部门。孙工程师（通信技术）与张干事、刘参谋共同设计该模块。
模块核心是 “专用信息共享平台” 的搭建。平台整合三类数据：外交部的谈判现场数据（人员名单、监控视频、安检记录）、军方的外围军事监测数据（雷达图像、地面人员分布、车辆轨迹）、触发条件评估系统的预警结果。平台设置不同权限：外交部联络人可查看军方监测数据的 “安全摘要版”（隐藏军事机密信息），军方联络人可查看谈判现场的 “关键动态”（如人员密集区域、重要环节时间）。
通信保障方面，孙工程师团队建立 “双信道备份” 机制：主信道用于日常信息同步（如每日简报、预警信息），采用加密无线电传输；备用信道用于紧急情况（如主信道被干扰），采用有线通信 + 卫星传输双重保障。信道带宽根据谈判阶段动态调整：谈判关键环节（如签署文件）带宽提升 50%，确保视频、图像等大容量数据快速传输。
技术对接细节上，解决 “数据格式不兼容” 问题 —— 外交部的人员识别数据为文本格式，军方的雷达数据为图像格式，孙工程师开发数据转换接口，自动将不同格式数据统一为平台可识别的标准格式；同时，为平台添加 “数据标注功能”，军方技术人员可在雷达图像上标注 “可疑区域”，外交侧可直观查看，避免因数据解读差异导致的协作偏差。
模块测试中，模拟 “主信道被干扰” 场景，备用信道在 8 秒内完成切换，未出现信息传输中断；平台数据转换延迟控制在 2 秒内，满足实时协作需求。张干事反馈 “希望增加谈判现场异常的自动告警功能”，孙工程师后续为平台添加 “AI 识别模块”，可自动识别监控中的异常行为（如人员奔跑、物品遗留），并同步至军方联络人，进一步提升预警效率。
1972 年 9 月，联动预案进入 “实战模拟测试” 阶段，选择某闲置外交场馆，模拟 “中等规模外交谈判” 场景，外交部、军方及技术团队全程参与，检验机制的可行性与漏洞。测试由张干事与刘参谋共同统筹，李技术员负责记录问题并提出改进方案。
模拟场景设定为 “谈判进行中，现场闯入 1 名未授权人员（一级预警），同时外围监测到 2 辆无标识车辆徘徊（二级预警）”。预警阶段：外交部监控系统捕捉到闯入人员，自动上传信息至评估系统，生成一级预警；军方雷达监测到异常车辆，同步上传数据，生成二级预警；系统综合判定为 “混合二级预警”，自动推送至双方联络人。
响应阶段：张干事在 5 分钟内将闯入人员特征（性别、衣着）传递给刘参谋，同时组织现场安保控制人员；刘参谋立即指令外围巡逻队前往异常车辆位置排查，同时调派 2 辆备用警车待命；12 分钟后，军方反馈 “异常车辆为附近居民车辆，已劝离”，外交部反馈 “闯入人员为迷路群众，已护送离开”，双方同步解除部分反制措施（保留外围巡逻加强）。
评估阶段：临时会议上，双方提出问题：一是 “混合预警时，双方信息传递存在 3 分钟时差”，导致军方初期未掌握闯入人员细节；二是 “异常车辆排查结果反馈较慢”，影响后续措施调整效率。李技术员分析原因：信息共享平台的 “混合预警信息推送” 存在优先级设置问题，军方排查流程中 “身份核实环节” 耗时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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