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丁授露田（耕地）四十亩至百亩（视地力），桑田（或麻田）二十亩。
第一年免赋税，第二年征三成，第三年征五成，第四年起按常例。征收
官府贷予粮种、耕牛、铁质农具（由工部统一监造，质量优于民间劣器），利息极低或免息。
为此刘备还亲颁了诏书，“凡屯田者，即为汉民，受律法庇护。敢有豪强、胥吏侵扰其田宅、夺其耕牛、加派租赋者，一经查实，主犯斩立决，从犯流三千里，家产抄没充公。”此令如同悬顶利剑，极大震慑了地方势力。
此外还确立了“露田身死还田，桑田可传子孙”的基本原则，抑制土地过度集中。
同时允许土地在官府备案下的有限买卖、租赁，但严禁强买强卖、巧取豪夺。
此举既保障了小农基本生存，又给予一定灵活性，迅速安定了数百万流民，恢复了农业生产。至昭武九年，关中、中原核心区“野无旷土”，太仓之粟已“陈陈相因”。
经济复苏的第二步就是兴修水利，御灾扞患，滋养沃土。
新朝由国家主导，以户部尚书方源、工部尚书黄承彦为总领，征发民夫（按工给粮饷，严禁无偿劳役)，动用新设“将作监”技术力量及改良后的器械如滑轮组吊车、独轮运土车。
在黄河中下游（特别是兖州、冀州段）、淮河流域大规模筑堤修坝、疏浚河道。
修复关中郑国渠、白渠、龙首渠系统，并在蜀地都江堰、荆州江陵段进行加固扩建。
诏令各郡县官员，将兴修陂塘、沟渠纳入重要考绩。由工部提供标准图纸和技术指导，推广工部造出来的龙骨水车用于丘陵提灌，以及筒车用于河流汲水。
水利设施的完善，使得大片盐碱地、旱地得到改良灌溉，显着提升了抗灾能力和单位产量。
史载昭武八年，黄河安澜，淮水无大汛，“皆赖堤防之功”。
第三步叫作改革币制，平准物价，稳定经济，惠及市井。
简单来说就是彻底废止董卓“小钱”、袁绍滥发劣币及各种地方杂钱。
以“昭武通宝”“开元通宝”为唯一法定货币（圆形方孔，重五铢，铜七铅三，成色足，背有“安民”二字)。
在长安、洛阳、成都、建业(秣陵）设四大“钱监”，由户部直辖，统一铸造，严控质量与数量。
颁布【私铸钱币律】，私铸者本人及主谋斩，家产没官。知情不报、协助者重杖流放；举报重赏。朝廷还组建了“巡钱御史”，密查各地钱市。
建立常平仓体系， 在主要产粮区（如关中、南阳、荆襄、巴蜀）及交通枢纽，设立大型“常平仓”，依然归户部统一管理。
丰年时，由官府以略高于市价收购余粮入仓，避免谷贱伤农。
灾年或青黄不接时，以低于市价开仓售粮，或直接赈济。遇物价飞涨时，亦抛售平抑。此策有效稳定了粮价这一民生根本，安定了民心，也增强了朝廷调控能力。
第四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叫作开关通市，货殖天下。
在不用大规模调动军队打仗之后，刘备着令降低商税，鼓励流通。
通过政令废除了前朝苛捐杂税，统一关津税率为“三十税一”，比较重要的商品，如盐铁茶酒糖除外，为国家专营。
简化商旅通关文牒手续，在主要官道设驿站提供食宿便利（部分收费）。
大力扶持手工业与技术创新，工部设“百工院”，吸纳民间巧匠。
官方推广改良织机、新式造纸术、青瓷烧造技术。
在蜀郡临邛重启铁官，采用灌钢法提高兵器、农具质量。
对盐、糖、茶、酒实行“民制、官收、商运”的有限专卖，既保证质量与税源，又避免垄断窒息。
为了打通陆地与海上的两条丝绸之路，刘备命曹操部清扫河西走廊马贼，在敦煌设通商坊市，重建驿站烽燧。
吸引西域商队东来，丝绸、瓷器、茶叶远销。周瑜、甘宁在江东训练水师的同时，同时加大对扶南县附近国家的控制，测绘南阳诸国的地形地貌，为以后的武力征服提供基础。
通过这一揽子经济复苏政策，长安东西市、洛阳南市、庐江舒县西市、石头城建业西市等地方空前繁荣，“市列珠玑，户盈罗绮”之景渐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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