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县的清晨，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叶洒在兴华普法法律服务中心的玻璃门上。渠成顺刚泡上一杯浓茶，就看见一对父子神色匆匆地推门而入。父亲张春林眉头紧锁，身后跟着个背着卡通书包的小男孩，耷拉着脑袋，校服衣角被攥得皱巴巴的。
“渠主任，求求您帮帮我们！”张春林声音发颤，把怀里的杂志摊开在桌上，“我儿子张晓明的画被人用了，可他们连个名字都不写！”
正在整理案卷的张彩娇快步上前，递过纸巾和水杯。渠成顺推了推老花镜，目光落在杂志上那两幅色彩鲜艳的儿童画上——湛蓝的天空下，孩子们手拉手围着彩虹欢笑，笔触虽稚嫩却充满灵气。可翻遍整页，确实没有任何作者署名。
“上个月在报亭看到这本杂志，晓明一下子就认出是自己的画。”张春林喉结滚动，“我们去找杂志社，他们居然说孩子小，不配享有着作权！”一旁的张晓明突然抬起头，眼睛里蓄满泪水：“叔叔，我的画真的这么不值钱吗？”
渠成顺的心猛地揪紧。他想起自己孙子也爱画画，那些贴满书房的涂鸦，每一笔都是孩子的心血。“孩子，你的画很珍贵。”他蹲下身，语气温和，“我们一定帮你讨回公道。”
戴世龙拄着拐杖凑过来，老花镜滑到鼻尖：“这事儿我熟！信访局干了几十年，最见不得欺负老实人。”周万全已经翻开厚重的法律汇编，食指快速划过泛黄的书页：“着作权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创作作品的公民就是作者，和年龄没有关系。”
方梅不知何时出现在门口，相机快门“咔嚓”轻响：“这个选题太棒了！未成年人着作权保护，正是大众关注的盲区。”她掏出录音笔，“张爸爸，能详细说说投稿经过吗？”
原来，去年张晓明在市教委绘画比赛夺冠后，收到美术杂志社的约稿信。张春林满怀期待地寄去三幅作品，却石沉大海。直到发现杂志上的“侵权作品”，他才知道自己被摆了一道。
“他们说这是教委对孩子的鼓励，不用走那些程序。”张春林冷笑，“可鼓励也该有个尊重吧？”
渠成顺立刻召开案情分析会。法律服务中心的白板上，很快列出维权要点：确认投稿证据链、梳理类似判例、联系版权局专家...张彩娇连夜整理张晓明的绘画草稿、比赛证书和投稿信件；戴世龙动用老关系，打听到杂志社主编的电话；周万全则在法律数据库里搜索未成年人着作权胜诉案例。
方梅的报道《8岁小画家的“无名”画作》在晨报头版刊发后，引发轩然大波。读者来信塞满报社信箱，网络论坛里“未成年人是否该享有着作权”的话题阅读量突破百万。但压力也随之而来——说客找上门，暗示“得饶人处且饶人”；甚至有人匿名举报法律服务中心“过度炒作”。
“我们做的不是炒作，是普法！”渠成顺在晨会上拍案而起，“如果连孩子的创作都得不到尊重，谈何法治社会？”
开庭那天，法庭外人头攒动。方梅架着摄像机直播，张彩娇举着标语牌“守护童心，扞卫版权”。庭审中，周万全作为专家证人，将法律条文与现实案例娓娓道来；张忠民则用确凿的证据链，证明杂志社未经授权使用作品的事实。
“着作权是创作者与生俱来的权利，不分年龄大小。”张忠民的声音在法庭回荡，“张晓明小朋友用画笔构建的美好世界，值得被认真对待。”
当法官宣判杂志社需公开道歉、支付稿酬并规范约稿流程时，张晓明突然从座位上蹦起来，挥舞着自己的画作：“我的名字终于能写在画上啦！”
这场官司后，兴华法律服务中心接到大量未成年人维权咨询。渠成顺带领团队整理出《儿童着作权保护手册》，走进校园普法；方梅跟踪报道后续，制作系列专题《守护少年的你》；而张晓明的画，被印在了手册封面上，署名下方多了行小字：法律守护每一份童真与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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