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修复专家还在碑身底部发现了唐代工匠的刻痕密码:左侧有“采石于鄠邑终南山”的小字,右侧刻有工匠姓名“李君瓒”。通过与《唐代工匠名录》比对可知,李君瓒是天宝年间着名的碑刻大师,曾参与乾陵述圣纪碑的雕刻。这种将采石地与工匠姓名刻于碑底的做法,在唐代官碑中极为少见,为研究唐代碑刻的制作流程提供了直接证据——从石料开采、运输到雕刻,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产业链条。
四、价值之光:书法、宗教与时代的三重镜像
在书法艺术的坐标系中,多宝塔碑是“颜体”形成的关键节点。与初唐楷书“尚法”的极致(如欧阳询《九成宫》的一丝不苟)不同,此碑在严守法度的同时,注入了“写意”的精神——比如“口”部的处理,外框并非绝对方正,而是略带弧形,如“国”“图”等字,仿佛有呼吸之感;“横折”处不刻意顿笔,而是自然过渡,如“门”“闻”等字,线条流畅而有弹性。这种“法中求变”的探索,为颜真卿后期突破楷书程式奠定了基础,也让多宝塔碑成为后世学习楷书的入门经典——从宋代朱熹到近代沈尹默,无数书家的习字生涯都从临摹此碑开始。
从宗教史角度看,碑文是唐代密宗盛行的鲜活见证。楚金禅师作为不空三藏的弟子,是将密宗引入长安的重要人物,碑文中“诵陀罗尼万遍”“结坛供养”等记载,展现了密宗“口诵真言、手结印契、心作观想”的修持特点。更珍贵的是,文中提到的“多宝塔”形制——“七层八面,高三百尺”,与现存西安大雁塔的唐代形制高度吻合,为研究唐代佛塔建筑提供了文字参照。佛教史专家汤用彤曾评价:“多宝塔碑所记,实唐代密宗传播之实录也。”
而在时代精神层面,此碑折射出盛唐文化的兼容并蓄。一方面,颜真卿以儒家士人的身份书写佛教碑文,体现了“三教合流”的社会思潮;另一方面,碑文中“上资皇帝,下及众生”的表述,将宗教功德与皇权崇拜结合,反映了唐代佛教“依附王权”的特征。当我们细品碑中“四海晏然,八纮清泰”的字句时,既能感受到开元盛世的余韵,也能隐约察觉到安史之乱前夜的隐忧——这种时代情绪的微妙流露,让多宝塔碑超越了普通宗教碑刻的范畴,成为解读盛唐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
如今,多宝塔碑陈列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一展室的显要位置。每日都有学书者在此驻足,或铺纸临摹,或凝神细观。那些被千万次触摸的文字,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宝”字的宝盖头如飞鸟展翅,“塔”字的竖弯钩似游龙摆尾,“佛”字的单人旁若垂露欲滴。它像一位沉默的师长,用端严的笔画教导后人何为“法度”,又以灵动的笔意昭示何为“生机”。在碑石的裂隙间,不仅封存着盛唐的佛事盛况,更凝固着一个书法家对艺术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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