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考古发现在于碑阴的捐资名单。这些刻于碑身左侧的文字，详细记录了合阳县吏民120余人的捐资数额，少则“钱二百”，多则“钱一千”。考古学家通过比对《后汉书·百官志》发现，名单中的“门下史”“贼曹掾”等官职，与文献记载的东汉县级官制完全吻合；而“义士孙成，钱五百”的记录，则揭示了当时民间“义士”阶层的存在。这种将社会底层信息刻于石碑的做法，在汉代碑刻中极为少见，为研究东汉基层社会结构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四、价值之光：书法、历史与社会的三维镜像
在书法艺术的长河中，曹全碑代表着汉隶“秀逸派”的最高成就。与《乙瑛碑》的端庄、《石门颂》的奔放不同，此碑以“柔中带刚”着称——结构上宽博舒展，如“国”“图”等字外框开张，内部笔画从容排布；笔法上藏露结合，如“水”“火”等字的点画，或轻如蝉翼，或重若崩云。这种风格直接影响了元代赵孟頫、清代郑簠等书家，近代书法家林散之临习此碑时曾题跋：“汉隶之秀，无过曹全，如佳人舞袖，翩跹有致。”
从历史研究角度看，碑文是一部微缩的东汉社会史。曹全“平黄巾之乱”的记载，可与《后汉书·灵帝纪》相互印证；“复民一年田租”的德政，则揭示了东汉后期的赋税制度；甚至“嫁女娶妇，赈赠中表”的描述，也为研究汉代婚俗提供了线索。历史学家陈垣曾指出：“汉碑多谀墓之文，然曹全碑所记平叛、赈灾诸事，与史乘合者十之八九，可补《东观汉记》之阙。”
而在社会文化层面，此碑展现了东汉“以文载德”的集体意识。立碑之举本是“彰善瘅恶”的道德实践，而曹全碑将官吏德政、家族世系、民间捐资等元素熔于一炉，形成独特的“社会记忆载体”。当后世文人在碑刻前驻足时，触摸的不仅是文字线条，更是一种“政通人和”的理想追求——这种精神，在碑文中“和德致祥，损烈致灾”的表述中，在“赏善罚恶，惠及万民”的愿景中，穿越千年而生生不息。
如今，曹全碑陈列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一展室的中央。每日都有习字者在此铺纸临摹，笔尖划过宣纸面的沙沙声，与千年前石匠的凿刻声仿佛形成回响。那些被岁月磨圆了棱角的文字，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孝”字的撇捺如鸿雁展翅，“政”字的反文旁似流水潺潺，“民”字的竖钩若游鱼摆尾。它像一卷展开的汉代帛书，用秀美的笔墨，书写着一个王朝的吏治理想与艺术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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