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夯土下的市井：画像砖的意外出土
1972年隆冬，甘肃武威旱滩坡的寒风卷着沙尘掠过荒滩。当地农民在开挖地窖时，镢头突然磕到坚硬的青砖，随着泥土簌簌掉落，一块刻有人物图案的砖块显露出来。闻讯赶来的考古队员用毛刷轻轻扫去砖面浮土，一幅鲜活的汉代劳作场景赫然眼前——头戴平巾帻的农夫手持长柄锄头躬身除草，身后跟着梳双髻的孩童挎篮送饭，田垄间竟还刻着三只蹦跳的田鼠！这件后来被命名为“役使图”的画像砖，与同墓出土的另外19块画像砖共同构成了一部“汉代河西生活纪录片”。
旱滩坡汉墓群位于武威市凉州区金羊镇，这里地势高亢，是汉代显贵的安葬之地。考古人员在清理墓葬时发现，墓室四壁嵌砌的画像砖并非随意排列：前室门楣处的“祥瑞图”象征升仙，后室墙面的“庖厨图”对应生活起居，而墓门两侧的“役使图”则如两扇时空之门，推开便是两千年前的农耕图景。与常见的空心砖不同，这批画像砖采用本地黏土烧制，每块约30厘米见方，表面经细磨后再以阴刻线描技法勾勒图案，部分砖面还残留朱红、石绿等矿物颜料痕迹，显示下葬时曾施以彩绘。
关于墓主人的身份，考古学家从随葬的铜印章和漆器铭文推测，可能是东汉时期武威郡的一位“督邮”。这个官职虽秩比二百石，却负责监察属县，权力颇重。墓中出土的“王杖十简”记载着朝廷对高年者的优待，而画像砖中既有农耕场景，也有乐舞宴饮画面，暗示墓主人生前既督农事又享安乐的双重生活。这种将现实生活搬入墓室的做法，正是汉代“事死如事生”观念的生动体现。
二、砖上的汉代生活：役使图的细节解码
役使图画像砖长32厘米、宽35厘米、厚6厘米，采用细泥红陶制成，表面光滑如砥。画面以双线边框分隔，内部分上下两层：上层为农田劳作场景，头戴斗笠的农夫左手扶犁、右手扬鞭，黄牛身后跟着持镰妇女，田埂上还蹲坐着两只啄食的雀鸟；下层是家内役使情景，穿短襦的仆人正弯腰饲喂圈中的猪犬，旁边立着一架缫丝用的络车，络车旁的竹筐里甚至能看到缠绕的丝线。整幅画面共刻画11个人物、7种动物和3件农具，最精妙的是人物的动态——扶犁者右腿弓步、左腿后蹬，仿佛下一秒就要向前迈步；喂猪的仆人身体前倾，连衣角被风吹起的褶皱都清晰可见。
这种写实风格在同时期的画像砖中独树一帜。河南南阳的画像砖多以神话为题材，山东的则偏重忠孝故事，而河西画像砖更关注世俗生活。考古人员通过显微观察发现，工匠先在砖坯上用尖利工具刻出轮廓，再以斜刀技法雕琢衣褶和器物纹理，最后在关键部位施彩——比如农夫的衣领处残留朱砂，显示原是朱红镶边的深衣；牛背上的鞍鞯用石绿勾勒，历经千年仍隐隐泛光。这种“先刻后绘”的工艺，比单纯模印更能体现细节，使每块砖都成为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三、考古地层中的社会密码：旱滩坡汉墓的新发现
（一）农耕文明的立体影像
役使图与同墓出土的“屯垦图”“采桑图”构成了完整的经济图景。在“屯垦图”中，手持长戟的士兵与农夫并肩耕作，田垄间的沟渠呈“井”字形分布，印证了《汉书·西域传》中“置校尉屯田，以给使外国者”的记载。更令人称奇的是“采桑图”里的桑树造型——树干呈弯曲状，枝头桑叶被采摘后留着短桩，这种“低干式”栽培法与现代河西桑农的修剪技术完全一致，说明汉代已形成成熟的桑蚕养殖体系。这些画像砖与墓中出土的铁犁铧、陶仓模型相互印证，揭示了河西走廊“屯田实边”的经济模式。
（二）奴婢制度的实物见证
役使图下层刻画的仆人形象尤为珍贵：其头戴小帽、身着短褐，裤腿卷至膝盖，与上层穿宽袖袍服的主人形成鲜明对比。考古学家在砖面发现细微划痕，推测是工匠修改时留下的——最初刻画的仆人面部有胡须，后被刻意削去，最终呈现为无须少年形象。这种修改可能暗示墓主人对奴婢的审美偏好，也反映了东汉时期“隶户”身份的变化。同墓出土的“持镜俑”和“庖厨俑”姿态卑微，与画像砖中的仆人形象共同构成汉代奴婢的群像，为研究封建依附关系提供了直观资料。
（三）建筑艺术的意外收获
画像砖的出土位置暗藏玄机：所有农耕场景砖均嵌于墓室西壁，对应“西方属金，主稼穑”的五行观念；宴饮图则在东壁，取“东方主生”之意。这种方位布局与《礼记·月令》记载的礼仪制度完全吻合。更重要的是，砖上建筑的斗拱样式——“一斗二升”的组合方式，与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陶楼模型如出一辙，为研究汉代河西建筑提供了实物标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据此复原出东汉河西民居的典型结构：前堂后室、左右耳房，庭院中设辘轳井，与画像砖中的场景丝毫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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