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南昌墎墩山考古现场，海昏侯墓主椁室西室的淤泥中，一件浅灰色石质器物逐渐显露——蹲踞的熊形嵌饰镶嵌于漆樽之上，斑驳的朱砂彩绘下，熊首微抬的姿态仍透着灵动。这件仅8厘米高的文物，以独特的造型与文化内涵，成为解码汉代辟邪信仰的关键实物。
一、溯源：熊图腾的千年传承与废帝的精神隐喻
熊作为中华文明古老的图腾符号，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融入信仰体系。红山文化的玉熊龙、良渚文化的玉琮熊面纹，均印证着先民对熊的崇拜。至汉代，熊的象征意义多元交融：它是《诗经》中"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的祥瑞符号，是《山海经》中贯通人神的通灵使者，更是《周礼》记载中驱疫逐鬼的方相氏化身。这种跨越千年的文化基因，在海昏侯墓的熊形嵌饰上形成独特回响。
刘贺作为汉武帝之孙，自幼受齐鲁文化熏陶，其墓葬出土的《论语》竹简、孔子徒人图漆衣镜，均彰显对儒家礼制的尊崇。但公元前74年，这位在位仅27天的废帝被贬豫章，政治失意的他将精神寄托倾注于器物。熊形嵌饰被置于主椁室核心位置，其功能已超越普通装饰——背部凹槽显示它曾镶嵌于漆樽，既是宴饮陈设，更是以熊的神性守护灵魂的信仰载体。
值得注意的是，嵌饰造型暗合周代方相氏传统。《周礼·夏官》记载方相氏"蒙熊皮，黄金四目"以驱疫，海昏侯嵌饰虽未复刻狰狞面容，却以蹲踞姿态、圆睁双目和舒展前肢，保留了方相氏的核心意象，暗含刘贺对死后世界的敬畏。
二、形制解码：汉代雕刻艺术的微缩奇观
这件嵌饰以浅灰色灰岩雕琢，通高8厘米，长6.5厘米，呈蹲踞式熊形：头部微扬，双眼圆凸，嘴部微张显露牙齿，双耳竖立，短颈粗躯，前肢自然下垂，后肢弯曲撑地。背部一道凹槽，印证其作为漆器嵌件的用途。表面残留的朱砂痕迹，揭示曾以彩绘模拟熊毛纹理。
工艺上，圆雕与浮雕技法交织：熊的五官、四肢以圆雕塑形，毛发、脚掌细节则以浅浮雕勾勒。尤为精妙的是脚掌透雕——五趾分明，趾甲弧度逼真；眼部以圆形凹坑搭配黑色颜料，形成瞳孔的深邃感。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在汉代石雕中颇为罕见。
与同期熊形文物相比，海昏侯嵌饰风格独树一帜：徐州楚王墓的熊形玉镇侧重憨态，安徽阜阳的鎏金熊器足彰显奢华，而此件则在威严与温顺间达成平衡。这种风格或与刘贺的身份相关——既延续昌邑王府的庄重，又暗含失意后的情感寄托。
三、考古实证：破解汉代辟邪文化的实物密钥
嵌饰出土于主椁室西室，周边伴出漆案、耳杯、博山炉等生活用器，印证其作为日常陈设的功能。表面磨损痕迹与漆樽彩绘的呼应，显示它曾长期使用。这一发现填补了汉代傩仪实物的空白——在此之前，学界对方相氏形象的认知仅依赖文献，而嵌饰以物化形态证实了汉代驱邪信仰的具象表达。
修复过程中，科技考古手段揭示了更多细节：乙醇脱水法复原了变形的石体，多光谱成像技术在红外光下显影出熊颈羽毛纹与脚掌鳞片纹，X射线荧光分析确认彩绘含朱砂、石黄等矿物颜料。这些发现与主椁室的青铜雁鱼灯形成互证——二者均体现汉代工匠对实用功能与精神寓意的双重追求。
四、文化价值：多维视角下的汉代文明切片
历史维度：礼制与信仰的交融
汉武帝"罢黜百家"后，儒家思想虽成主流，但贵族阶层并未舍弃神秘信仰。嵌饰的存在，既反映汉代对传统图腾的延续，也暴露刘贺作为废帝的微妙心理——当政治身份失落，他转而以熊的神性重构精神权威，以文物彰显未被剥夺的贵族审美。
艺术维度：写实与象征的统一
嵌饰造型兼具写实与象征：熊的体态比例精准，毛发纹理自然，体现汉代工匠对动物形态的观察能力；而蹲踞姿态与夸张双目，则赋予其辟邪的神性。这种艺术处理，与漆衣镜的孔子画像、编钟的礼乐功能共同构成刘贺的精神世界——儒学为表，巫傩为里，展现汉代文化的多元面貌。
科技维度：材料与工艺的突破
灰岩材质的选择与雕刻工艺的成熟，显示汉代石材加工技术的进步。圆雕、浮雕、透雕的复合运用，以及矿物颜料的防腐处理，均代表当时工艺的高峰。背部凹槽的镶嵌设计，更体现结构力学与实用需求的结合。
学术维度：信仰与宇宙观的镜像
有学者提出，熊在汉代可能对应中央后土，与四神共同构成五行体系。嵌饰的出土为这一假说提供了实物支撑，同时为研究汉代傩仪流程、雕刻技法演变等提供了关键标本。
在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的展柜中，这件熊形石嵌饰与"刘贺"玉印、《论语》竹简并陈，形成奇妙的文化对话：玉印彰显政治身份，竹简代表思想高度，而嵌饰则揭示隐秘的精神世界。当观众凝视这枚历经千年的石器，熊的双目仿佛仍在注视时空——它蹲踞在漆樽之上，也蹲踞在汉代文明的十字路口，以静默的姿态，诉说着一个废帝的内心图景与一个时代的信仰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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