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之补充翻译时的发现：“‘秩序’一词，蒙文称‘дordnung’，俄文称‘порядок’，虽发音不同，却都有‘规整、不混乱’之意。这或许是因为无论治世还是信仰，都需秩序方能长久。” 米哈伊尔也加入讨论：“基辅的市政管理，也借鉴了礼仪中的秩序 —— 市场买卖需按摊位排列，不可占道，这与大元驿路的‘商籍登记’异曲同工。”
孙和将 “朝会礼仪” 与 “晨祷礼仪” 的共通点逐条记下：“等级站位、有序流程、失仪惩戒”，成为交流中首个明确的共通之处。
谈及民生，萧虎取出《至元新格?恤贫篇》，重点介绍 “养济院” 制度：“中都及各州府均设养济院，收留孤儿、老人、残疾人，由中枢拨粮供养。去年中都养济院共收留三百余人，其中五十名孤儿还被安排学习织绸、木工，成年后可自食其力。”
他让赵全展示养济院的 “日常账簿”：“每日供应两餐，早餐麦饼、稀粥，晚餐粟饭、蔬菜；冬月加发棉衣，病时请医诊治。账簿需每月上报中书省，接受核查，确保粮款不被挪用。” 尼古拉看完，让神父取出基辅 “慈善堂” 的记录：“正教也设慈善堂，救助贫苦信徒，去年共发放粮食两百石、衣物百余件，由教区神父管理，定期向我汇报。”
萧虎发现慈善堂与养济院的运作极为相似：“都是官方（或教会）主导，有固定经费，注重实务救助而非形式。我大元养济院的孤儿学手艺，正教慈善堂是否也教信徒谋生技能？” 尼古拉点头：“教堂附近有织坊，贫苦妇女可去学习，所得收入归自己，这也是‘以行动救助’的本意。”
赵全感慨：“无论典章还是礼仪，最终都要落到‘让人安稳生活’上，这便是最大的共通。” 米哈伊尔笑着附和：“若商路能将这份‘安稳’传递开，大元与基辅的往来定能更稳固。”
萧虎将话题引向法律与教义的结合，翻开《至元新格?断狱篇》：“我大元断案，既依典章，也兼顾‘情理’。比如偷窃者，若偷的是粮食，且为赡养老人，便从轻处罚，令其赔偿后去驿站服役；若偷的是商队财物，便从重惩处，流放漠北。这便是‘法理之外有人情’。”
郭敬之举例具体案例：“去年中都有个青年偷了商队的绸布，经查是为给母亲治病，法官判他赔偿绸布，再去养济院服役三个月，既罚了错，也给了改过机会。” 尼古拉听完，分享东正教的 “宽恕教义”：“信徒若犯小错，向神父忏悔后，只需做‘善功’便可宽恕，比如救助一人、捐赠粮食；若犯重罪，如杀人、叛国，则需长期忏悔，且不可领受圣餐，这与大元的‘轻重有别’相似。”
他补充道：“正教教义也说‘不可滥用宽恕’，需看犯错者是否真心悔改，这与大元‘看动机断案’的思路一致。” 萧虎让郭敬之将 “法理人情” 与 “宽恕善功” 的对应点记下：“这一点可写入交流记录，日后商路中若有纠纷，或许能按此原则调解。”
交流渐入尾声，萧虎提议交换实务文书，作为文化互鉴的凭证：“我带来《至元新格》的‘驿站’‘赋役’两篇抄本，还有中都养济院的账簿样本，愿赠予主教与主公，供基辅参考；也希望能得到正教的《礼仪书》选篇与慈善堂记录，带回中都，让中枢了解基辅的文化。”
米哈伊尔当即同意：“我让人将基辅的商路规约也抄一份附上，其中有‘通商诚信’的条款，与大元的商路制度可互补。” 尼古拉主教则让神父选取《礼仪书》中 “慈善”“秩序” 相关的章节，用俄文与蒙文双语抄写，封面题 “正教礼仪要义”：“这份抄本赠给萧将军，愿大元与正教在‘善’与‘秩序’上能常相呼应。”
交换文书时，郭敬之仔细核对抄本内容，确保无翻译偏差；孙和则将所有交换的文书编号登记，放入特制的木匣中：“此匣防潮防蛀，可确保文书完好带回中都。” 萧虎捧着装有《礼仪书》抄本的木匣，对尼古拉道：“我会将这份抄本呈给中枢，若有机会，愿中都能有懂正教礼仪的人，日后交流更便。”
尼古拉回应：“我也会让基辅的神父学习蒙文，研读《至元新格》，或许将来正教的慈善堂，也能借鉴养济院的管理之法。”
谈及商路中的文化适配，赵全提出具体建议：“大元商队去基辅，可尊重正教礼仪，入教堂时按规矩站位、行礼；基辅商队去中都，也需遵守元廷的驿路登记制度，这样能减少文化冲突。” 萧虎补充：“我大元典章中有‘客馆’制度，基辅商队可住中都的‘西馆’，馆内会安排懂俄文的驿卒，协助办理登记、缴税等事务。”
尼古拉主教对此表示支持：“我会告知基辅的信徒与商人，去大元需遵守当地典章，不可因信仰不同而违制。正教也会在教堂张贴‘商路礼仪须知’，提醒商人尊重大元习俗。” 米哈伊尔则提议：“可在商路沿线的驿站与教堂设‘交流使者’，由熟悉双方文化的人担任，负责调解纠纷、传递信息，这也是文化共通的实务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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