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她的爱情，像一场盛大的久别重逢。
自她归来，噩梦便从我的夜晚退场。那个铭刻在我记忆深处、带着茉莉清香的女孩，终于循着时光的轨迹，重新走回我的生命里。
???
那次意外，让她在白色病床上整整躺了三十个日夜。
探视者络绎不绝，许多人恳请留下照料，都被奶奶一一婉拒，包括夏以昼。
在她尚未苏醒时，夏以昼便向奶奶剖白了他的心意，当着我的面。
奶奶沉默良久，最终只化作一声悠长的叹息：“等她醒了，让她自己选。”
这句话，成了最有力的屏障，将其他满怀关切的心意暂时挡在了病房之外。
也阴差阳错地，将她第一次如此完整地、毫无干扰地，留在了我的世界里。
这一个月，我和奶奶把医院当成了家，她照料白昼，我值守长夜。
我给她念她钟爱的小说，那些肉麻得让人脚趾抠地的台词，念出来连我自己都觉得荒唐，但万一她喜欢听呢？
我给她讲外面世界如何天翻地覆，分享查房时遇到的鸡毛蒜皮和啼笑皆非。
我把办公室里那盆茉莉移到了她的床头，每日精心浇灌、细心看护——如同守护她脆弱的生机。
偶尔，我也会“渎职”一次，趁奶奶不在，偷偷放那几个家伙进来看看她。
也是从他们嘴里，我才拼凑出，这个看起来总爱跟我耍赖的小女孩，背地里竟有孤勇者的胆魄，做了那么多我想想都皱眉的危险事。
不过……倒也不意外？毕竟，小时候别的女孩抱着芭比娃娃过家家时，她就已经举着玩具水枪和夏以昼在楼道里“火并”了。
记得有次放学回家，刚踏上楼梯，就被她埋伏的水枪淋了个透心凉。
她站在高处，笑得得意又张扬。而我，只是抹了把脸上的水珠，看着她笑。
她总爱捉弄我，而我，从未想过拒绝。
她是我生活方程式里唯一的无理数，是我精密规划的人生蓝图上，最不可控也无法被推演的变量。
我比任何人都清醒地知道，她选择我的概率，低得如同小概率事件，我并非一个鲜艳的、有趣的，能时时让她展露笑颜的男人。
因此，在那三十个夜晚，对着她沉静的睡颜，我将积攒了二十余载、在心底反复排演却从未出口的话语，轻声交付。
是倾诉，也是某种预演的道别。
我爱她。
我的爱并不淡薄，我也并非刻意隐藏感情，只要她的目光肯在我身上多停留一瞬，我便能将其中所有深藏的、未曾言明的重量，悉数向她阐明。
可她过去……总是那样害怕我的爱意。
甚至宁愿将自己描绘成“坏女人”……
所以，当她终于睁开眼，用还有些虚弱的声音问我“黎深，我能嫁给你吗？”时，我的第一反应，竟是立刻按下了呼叫铃，请脑科的张主任火速过来会诊。
直到他仔仔细细检查完，一脸无语地拍了拍我的肩：“黎医生，病人脑部一切正常。你现在最要紧的，恐怕是赶紧去买个戒指。”
科室里，我单身最久却最早步入婚姻殿堂。
直到现在，我们的小生命已在身边咿呀学语，我还停留在那天那句“黎深，我能嫁给你吗”的震荡中。
我们的婚礼很简单，在深水埗奶奶老友经营的那间酒店。
规模不大，来宾多是同事——她的、我的、奶奶的老相识，还有我父母的旧交。
她曾笑着打趣，说这婚礼像是警察和医生系统的一次联谊聚餐。
这一点上，我们，或者说我们这个家，确实有着相似的内核：对自己职业怀抱纯粹的热忱。
她回到了油麻地警署，正式成为公共关系组的一员。
她一直在努力学习，即便在孕期和哺乳期，不便久坐对屏、伏案苦读，她依然通过听书的方式，坚持完成了继续教育，拿到了大学文凭。
奶奶从小总念叨她念书不够用心，如今见她这般刻苦，反倒心疼起来，常劝她：“别把自己绷太紧啦，当心操劳过度长出白头发来。”
这句话成了她的心事。
她时不时会凑到我面前，带着点忧心忡忡：“老公，快帮我看看，今天有没有白头发冒出来？”
我便煞有介事地拨开她的发丝，细细“检查”一番，然后揽她入怀，一边轻吻她发顶一边笃定地说：“没有，半根都没有。即便将来有了，”我顿了顿，声音放得更低，“也丝毫无损于你的美貌。”
这时，她往往会搂住我的脖子，抛出一个堪称“致命”的问题：“那你觉得，是你的小茉莉漂亮，还是我们的小小茉莉更漂亮？”
此类问题，其难度系数与后果严重性成正比。回答稍有差池，便可能面临“独立就寝”的待遇——她会毫不犹豫地抱着枕头，跑去女儿房间与保姆同睡一晚。
她似乎格外热衷于用这些能让我提前体验“白头偕老”的问题来考验我。
比如，追问为什么小学五年级某次她与人争执、向我求援时，我为什么没有到场（我强烈怀疑她记忆出现了偏差，因为彼时我正远在海外参加暑期夏令营，但用确凿事实反驳显然不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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