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事起，家里的堂屋总挂着块褪色的木牌，上面刻着"明镜高悬"四个字，是爹当捕快那年，县太爷亲手题的。木牌边角被虫蛀了个小豁口，像颗没长齐的牙，母亲总用红布把它盖着，说沾了灰晦气。
那年我七岁，爹刚升了捕头，穿着新做的藏青公服，腰里悬着把鲨鱼皮鞘的长刀，站在门槛上比门框还高。他把我架在脖子上，往县城唯一的酒肆走，街上的摊贩见了都笑着打招呼："李捕头，今儿又抓着啥大鱼了？"
爹就哈哈笑，声音震得我耳朵发麻："是条小鱼，偷了张屠户的五花肉，教育两句放了。"路过布庄时，他突然停下来，指着一匹天青色的绸布说："给你娘做件新衣裳，她总说去年的料子旧了。"
那天的晚霞红得像泼翻的胭脂，我趴在爹宽厚的肩膀上，看他腰间的刀鞘在夕阳下闪着光。我问他刀快不快，他说："刀快不快不重要，重要的是心里得有杆秤。"
变故是在三日后的深夜来的。我被院子里的响动惊醒，趴在窗纸上往外看，只见爹跪在地上，母亲正往他包袱里塞干粮，月光照在她脸上，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走，快走！"母亲的声音压得很低，却带着说不出的急，"别回头，也别让人知道你往哪儿去。"
爹抓住她的手，指节泛白："照顾好阿禾，等我把事情弄清楚就回来。"他往我房间的方向看了一眼，我赶紧缩回脑袋，心跳得像擂鼓。等再敢凑到窗边，院门口只剩下母亲孤零零的背影，手里攥着爹那枚磨得发亮的铜腰牌。
第二天一早，县衙门就来了人，领头的是个三角眼的官差，把"缉拿逃犯李浩"的告示贴满了县城的大街小巷。告示上的画像把爹画得凶神恶煞，嘴角还带着道刀疤——可我爹脸上根本没疤。
小伙伴们开始躲着我，以前总喊我"小捕头"的二柱子，那天朝我扔了块泥巴："逃犯的儿子！你爹是杀人凶手！"我扑上去跟他打，被他娘拉开时，听见她低声骂："晦气东西，离我家柱子远点。"
回家时，母亲正坐在堂屋拆爹的公服，丝线绕在她指间，像团解不开的愁。我问她爹是不是真的杀人了，她手一抖，针扎进了掌心，血珠滴在藏青的布料上，像朵开败的花。
"别听外人胡说。"她把我搂进怀里，身上有股皂角的清香，"你爹是好人，只是......只是被人冤枉了。"可她眼角的泪，却把这话泡得发涨。
那天起，母亲再没让我碰过堂屋的木牌，红布盖得严严实实，像盖着个不能说的秘密。她总在夜里对着牌位发呆，有时候会突然说："阿禾，长大了别学你爹，太傻。"
十五岁那年，我进了州府的大牢当狱卒。
母亲托了好多关系，塞了半袋米才打通关节。领我见牢头的那天，她反复叮嘱："少说话，多做事，别学你爹那股子犟脾气。"牢头是个秃顶的胖子，盯着我看了半天，拍着我肩膀说："李浩的儿子？行，看你娘不容易，好好干，有你一口饭吃。"
大牢建在州府西北角，墙高得能挡住半个月亮，砖石缝里长满了青苔，闻着总有股潮湿的霉味。我的差事是给死牢送饭，每天提着个木食盒，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梯往下走，铁链拖地的声音在甬道里来回撞，像鬼哭。
死牢里的犯人大多不说话，有的对着墙发呆，有的用指甲抠砖缝，只有个穿囚服的老头，见了我总喊："小友，给口水喝。"他是前两年被抄家的户部侍郎，据说贪了赈灾的银子，判了凌迟。
有天我给老头送完饭，刚要锁门，他突然说："你是李浩的儿子吧？"我吓了一跳，手里的钥匙串掉在地上。他笑了笑，皱纹里积着灰："你爹当年抓过我手下的人，他审案时，总给犯人沏杯热茶，说'有话好好说'。"
我捡起钥匙，没敢接话。老头突然压低声音："你爹没杀人，他杀的那个'官差'，是枢密院派来的暗线，专替奸臣铲除异己。当年你爹抓的那个犯人，手里有他们贪墨军饷的账册。"
木食盒"当啷"一声掉在地上，窝头滚了一地。我盯着老头浑浊的眼睛，突然想起母亲藏在箱底的那件公服，上面的血渍像朵顽固的花。
"别声张。"老头往墙角挪了挪，"这牢里到处是他们的人。你爹现在......应该在江南。"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爬起来摸进母亲的房间。她的梳妆盒底下压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是爹的字迹，只有五个字："护好你娘俩"。旁边还有半块发霉的桂花糕，用纸包着，像件稀世珍宝。
从那以后，我开始留意牢里的动静。三角眼的官差每个月都来，跟牢头在角落里嘀咕半天，每次走的时候，都往死牢的方向看两眼。有次我送完饭，听见他们在说"李浩的儿子"、"斩草除根"之类的话，后背瞬间爬满了冷汗。
第四年开春，州府连续四个月没发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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