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的“方舟”医疗数据中心，冷白的灯光将林砚秋的影子拉得很长。她盯着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指尖在触控板上悬了半秒，终究还是没有落下。屏幕里，是编号为“L-739”的肺癌患者完整病历——从十年前的感冒发烧记录，到上周的基因测序结果，甚至连患者半年前在药店购买降压药的消费轨迹，都被红色数据链串联成网。
“林博士，算法模型第三次迭代完成，早期肺癌筛查准确率提升至92.3%。”助理陈阳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来，带着熬夜后的沙哑，“就差最后一批脱敏病历导入训练池，下周就能提交药监局审核了。”
林砚秋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目光扫过数据池右下角的进度条。还差1200份有效病历，而系统后台显示，符合“晚期转化风险分析”标签的未脱敏数据，恰好躺着1500份。她是“方舟”的首席数据伦理师，也是这个国家级医疗AI项目的核心成员。三年来，她和团队像在钢丝上行走——一边要追逐算法精度的突破，一边要守着患者隐私的红线。
“不能用未脱敏数据。”林砚秋对着对讲机沉声说，“联系合作医院，重新申请脱敏授权。”
“可是博士，”陈阳的声音透着焦急，“重新申请至少要两周，项目会错过审核窗口期！那些数据只是少了最后一道‘去标识化’处理，我们加密技术是顶尖的，不会泄露。”
林砚秋没有回话，起身走向数据中心的玻璃幕墙。外面是凌晨的都市剪影，零星的灯火里，藏着无数个“L-739”。她想起三个月前收到的匿名举报信，某私立医院将患者产检数据卖给母婴公司，导致刚确诊流产的孕妇每天接到十几通奶粉推销电话。那封信的末尾写着：“你们守护的是数据，我们守护的是人生。”
第二天一早，“方舟”项目负责人周明远把一份文件拍在林砚秋桌上。文件首页印着某三甲医院的公章，附件里是1500份患者的“知情同意书”扫描件，签名栏的字迹工整得有些刻意。
“合作医院连夜搞定的，”周明远点燃一支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强硬，“你看，患者都同意将数据用于AI训练。别再揪着‘脱敏’不放了，项目黄了，谁都担不起责任。”
林砚秋指尖划过那些签名，忽然停在其中一页。签名人是张桂芬，72岁，晚期肺癌患者。上周她去医院随访时，还握着林砚秋的手说：“姑娘，你们的机器能早点查出病，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像我一样遭罪了。”可张桂芬连智能手机都不会用，怎么可能签署电子知情同意书？
“这些同意书有问题。”林砚秋把文件推回去，“很多患者根本不清楚‘数据复用’的含义，这不是真正的知情。”
“林砚秋，你别太理想化了！”周明远把烟摁灭在烟灰缸里，“现在哪个医疗AI不是这么做的？我们是为了救更多人，不是为了害谁。再说，《医疗数据安全指南》里只要求‘去标识化’，没说必须逐人确认用途。”
争执间，陈阳慌张地跑进来：“周总，林博士，出事了！有患者在网上发帖，说我们用他的病历数据开发AI，还泄露了他的抑郁症病史，现在公司官微被骂爆了。”
林砚秋立刻打开电脑，帖子的作者是一位28岁的程序员，半年前因胸痛在合作医院做过全面检查，病历被纳入“方舟”数据库。帖子里附了一张聊天截图，某互联网公司的HR在面试时问他：“你三年前确诊过重度抑郁，现在还需要服药吗？”
“数据泄露了？”周明远的脸色瞬间惨白。
林砚秋调出数据流转日志，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半小时后，她找到了症结——三个月前，团队为了测试跨平台数据兼容性，临时开放了一个数据接口，而这个接口被黑客利用，窃取了237份未完全脱敏的病历。更要命的是，这些病历里包含患者的身份证号后六位和家庭住址关键字，很容易被反向识别。
“是我的责任。”林砚秋的声音有些发颤，“当时只想着测试效率，没做二次加密。”
“现在说责任有什么用！”周明远焦躁地踱步，“赶紧公关，就说数据是匿名的，是患者造谣。再联系那个程序员，给他点补偿，让他删帖。”
“不行。”林砚秋断然拒绝，“我们必须公开道歉，告知所有受影响的患者，并承担法律责任。隐瞒只会让信任彻底崩塌。”
当天下午，“方舟”官方发布致歉声明，详细说明了数据泄露的原因和受影响的范围，并承诺为每位受害者提供免费的身份信息安全监测服务。声明发出后，舆论没有平息，反而引发了更激烈的讨论。有网友质疑：“既然能泄露，说明平时的隐私保护就是摆设”；也有医生留言：“没有数据训练，AI根本无法进步，难道要让技术停步不前？”
林砚秋坐在会议室里，听着各方的指责和建议，指尖反复摩挲着一份泛黄的文件——那是世界医学大会发布的《日内瓦宣言》，其中“尊重患者隐私”的条款被她用红笔圈了三次。这时，会议室的门被推开，张桂芬的儿子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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