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手机又震了一下，是林砚之发来的消息：“周教授，看完了您的报告，也看了张磊的民情报告。我发现一个问题，所有委员都认同‘禁止滥用’，但对‘滥用的界定’分歧很大。我翻了2018年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卷宗，里面写着‘技术滥用的核心是突破伦理共识’。或许我们需要先定义‘共识边界’。”
周明远看着这句话，眼睛突然亮了。他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写下“共识边界”四个字，旁边画了个问号，又写下几个关键词：技术可行性、社会接受度、民生需求、长期风险。他想，或许这就是制定指南的关键——不是简单地禁止或开放，而是找到社会各方都能接受的“共识边界”，让技术在伦理的框架内发展，既不扼杀进步，也不忽视公平。
他给林砚之回了条消息：“‘共识边界’这个思路很好。明天我们可以开个小会，详细讨论一下如何界定这个边界，比如可以引入公众参与机制，让更多人发声。”
发送成功后，周明远关掉电脑，走出实验室。走廊里很静，只有安全出口的绿灯亮着。他想起白天听证会结束时，林砚之说的那句话：“我们不是技术的反对者，也不是技术的追随者，我们是技术的守护者，守护人类的共同尊严与平等。”
月光透过走廊的窗户，落在他的身上，仿佛为这条布满争议的伦理之路，镀上了一层微弱却坚定的光。
四、共识边界：三条线的交汇点
第二天早上，林砚之刚到办公室，就收到了周明远的消息。她打开电脑，把张磊的民情报告、周明远的补充报告，还有三家企业的走访资料放在一个文件夹里，命名为“基因编辑伦理边界的核心依据”。
小陈敲门进来，递过来一杯咖啡：“主任，今天上午的会议提纲准备好了，您看看。”
林砚之接过提纲，在“讨论议题”那栏加上了“如何定义基因编辑的‘共识边界’”，然后递给小陈：“把这个议题放在第一位，另外，把周教授的补充报告和张磊的民情报告发给所有委员，让他们提前看看。”
“好的。”小陈刚要走，林砚之又叫住她：“还有，联系一下社区居委会的李主任，问问能不能邀请几位居民代表参加下次的委员会会议，听听他们的想法。”
小陈点点头，出去了。林砚之端起咖啡，走到窗边。楼下的广场上，有老人在打太极，有孩子在放风筝，阳光洒在他们身上，一派平和。她想起张磊民情报告里的那句话：“技术的终极目的，是让所有人都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不是让一部分人过得更好，另一部分人过得更难。”
这时，手机响了，是张磊打来的。“林主任，我的报告您看了吗？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看了，写得很详细，尤其是基层居民的诉求，很有参考价值。”林砚之说，“今天上午的会议，我们会讨论‘共识边界’的问题，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觉得，这个边界应该怎么定？”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传来张磊的声音：“我觉得，首先要把治疗性和增强型的边界划死，治疗性优先普及，增强型暂时不开放，除非技术能保证绝对安全，而且能让所有人都用得起。其次，要让公众参与进来，这个边界不能只由我们委员会定，得听听老百姓的想法。”
“我同意你的观点。”林砚之回应，“周教授也建议引入公众参与机制，下午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具体的方案。”
挂了电话，林砚之打开2018年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卷宗，这份卷宗她看了无数遍，每次看都有新的感受。卷宗里夹着一张当时的新闻报道，标题是《基因编辑：在伦理的红线内前行》，下面有一行手写的批注，是当时的委员会主任写的：“红线不是死的，但也不能随意移动，它的位置，取决于社会的共识。”
林砚之拿出笔，在这句话下面画了道横线，然后在笔记本上写下：“共识边界的三大核心要素：1. 技术安全性（由科学界评估）；2. 社会公平性（由公众和基层代表参与）；3. 伦理合理性（由委员会综合判断）。”
上午的会议开了三个小时，委员们围绕“共识边界”展开了激烈讨论。法学委员建议“通过立法明确边界，避免朝令夕改”，医学委员强调“边界要随着技术进步动态调整，但必须有严格的评估流程”，社会学委员则提出“要考虑代际公平，不能让这一代人的选择影响下一代人的权利”。
周明远在会上展示了全球调研的数据，尤其是地下产业链的风险，“如果我们不建立合理的边界，就会有人越过红线，到时候风险更大。”他说，“分级审查制度不是开放增强型编辑，而是为未来可能的探索预留空间，同时把当前的风险控制住。”
张磊则分享了社区调研的感受，“那些退休工人和单亲妈妈的话，让我明白，我们定的边界，必须守住‘不让技术成为特权工具’这个底线。”他建议“在指南中加入‘民生优先’条款，治疗性编辑的资源要向基层倾斜，优先满足弱势群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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