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了好的逃跑路线，但是自从听说扬州知府刘洪谟被捉住了，俘虏们全都放弃了往北逃的念头。扬州都失手了，就算过了瓜州又能如何？去哪？
再说，南明李军舰队天天在长江上游弋，牢牢地控制着制江权，就算扬州没攻克，谁能保证自己在长江里面扑腾的时候不会遇上兵船。
到时候，好说话的拉上船去，不好说话的给你一标枪，打一火铳那太可能了。
所以，很少有俘虏逃走。此前有两个人游水过了玄武湖，当场就被巡逻队抓住，直接杀死在湖边，脑袋在大树上挂了半个月了。是以，此后再也没有人想要逃走。那太蠢了！
用过早饭，俘虏们全体出动，将大车和大粪桶装上小船。这车本就是粪车，每车前后承装粪桶两个。车用人推拉，好在都是武官，有的是力气。
船一共有四十八条，每个俘虏队十二条。船队从黄册库出发，晃晃悠悠南下，过武庙闸，进入珍珠河，在太平桥下船。
太平桥、成贤街和莲花桥这一带算是明南京城在地理位置上的中心。
南京城很是干净，是十七世纪全世界最壮丽的都市之一，远远胜过同时代的巴黎、罗马、伦敦和阿姆斯特丹。
南京城内的污秽之物每天都要运出城去是有自身道理的。在古代，帝国的治都一般大多都在长安也就是后世的西安。
陕西西安在秦汉隋唐的时候作为中国的首都是理想的场所。位于二级阶梯上，潼关、黄河、秦岭、玉门把关中封闭起来，“金城汤池”，易守难攻。始皇帝、汉高帝、隋文帝、唐高祖赖之以成帝业。
不过，当时的人们不懂得环境保护，人们普遍使用“渗井”。就是在自己家里打井，往深了打，一直打穿透水层。然后将自己家里面的废水、脏水全部倒入渗井之中。正所谓眼不见为净，管他以后如何？
大隋文帝出身关陇贵族，建都自然要在自己家的地盘上，可是此时的长安“水皆咸卤不可用”。于是文帝便迁都到长安以南一百二十多里处重新建都。
长安几十万百姓追随文帝搬家，新长安建成后，长安人民坚持传统继续使用渗井。三百多年后，长安城再一次“水皆咸卤不可用”。
不仅是水的问题，沙漠化和气候的变化，吐蕃人和党项人的崛起也成了麻烦。到了宋朝，无奈之下只能建都东京汴梁，也就是河南开封。
宋太宗赵匡胤还曾经想迁都洛阳以减少开销，增加国家实力。但是，无论如何长安都不再是中国的首都了。
明太祖定鼎南京后，南京不再打渗井，城中的粪便全都由专人运出城外。
元末明初时南京不过四十七万人而已，朝廷能够承担这这部分费用。但是到了成祖永乐末时，南京人口已经猛增到一百多万，朝廷已经无力负担这部分管理费用，故而只管皇城内的卫生管理。
皇城之外由百姓自行处理，因此就出现了许多的挑粪工。有人甚至还因为挑粪卖给农家而过上了殷实的生活，甚至还搞了连锁经营。
由于城市管理严格，卫生服务到位，所以中国并没有出现如同欧洲一样的黑死病、混乱、出血热等恶心的疾病。人民疾病较少，总体还算安康。
同期的欧洲城市就十分堪忧了。拿英格兰北部重镇约克来说，约克公爵的治所约克城内每天都是污水横流，一到下雨多的时节，城市内本有的污水不算，其他鸡鸭猪牛的粪便也一起和着雨水在城内来回流窜。
人们就在这没到脚踝的污水中趟来趟去。道路尚且如此，其他的就更不堪入目了。人们甚至普遍不洗澡，身上骚味难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三天洗一次澡就被人说成是有洁癖。于是，黑死病等疾病在欧洲蔓延开来，这和城市管理和服务不到位有很大关系。
在原本的历史上，明朝灭亡之后，清朝也开始退化了，变得和十四、十五世纪的欧洲一样的脏乱差，许多欧洲传教士到了北京后就因为北京的恶劣状况气得直骂娘。乾隆末年，在下水道中打捞的死老鼠就多达数千只。到后来鼠疫数次横行京畿地区也就在所难免了。
由此可以看出，从文明到野蛮容易，从野蛮到文明困难。如果清洁的罗马帝国不灭亡欧洲怕是也不会有那么多让人恶心的疾病。如果不是满清取代朱明鼠疫虽然不会被消灭，但是怕不会像清朝搞得这么惨痛。
李存真读过《人类简史》，知道农耕社会的一大弊端就是疾病流行。因为，有了农业之后，人们聚集在一起就成为了可能。由于人口密度太高，所以疾病容易传播。想要控制疫病，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城市内的清洁卫生。
杨添秀的特勤队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巡视南京城，凡是遇到有随地便溺的便拖到人多的地方打棍子。
尿一泡打二十棍子，拉一坨打四十棍子还得负责清理干净。同时城内建立了许多公共厕所，夏景梅等一干俘虏就是来清理公共卫生间的粪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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