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渊看着他们，叹了口气：“诸位将军忠勇可嘉，然军令状不是戏言。漠南多戈壁，北元熟悉地形，若设伏兵，我军深入则易陷重围。永乐二十一年，元兴帝征北元，丘福将军轻敌冒进，率千骑追击，全军覆没，此血教训，岂能忘却？”
丘福之败是大吴军事史上的耻辱，当年丘福因急功近利，不听劝阻，致十万大军损折过半，元兴帝震怒，自此对北元用兵愈发谨慎。谢渊重提此事，武将们的气势顿时弱了几分。
萧桓的指尖在御案上轻轻叩着，心里的天平渐渐倾斜。谢渊的每一条忧虑，都有史实佐证，有数据支撑，绝非空泛的 “畏战”；而李肃等人的请战，虽有忠勇之心，却多凭血气，少了周全考量。
“谢御史，” 萧桓问道，“你说有‘十忧’，除了粮草、兵力、敌情，还有哪七忧？”
谢渊朗声奏道：“第四忧，将帅人选难择。北疆需熟蒙古习性之将，南疆需知百越地形之帅，然边镇总兵多有调动，大同总兵周毅虽勇，却欠缺全局之谋；广西副总兵林策虽稳，却兵力不足。若调京营勋贵，恐水土不服，指挥失当。神枢营总兵张峦虽出身将门，然久居京师，未历边战，若遣北疆，恐难应变。”
“第五忧，土司离心之险。南疆土司虽受朝廷节制，然南越许以‘分地之利’，广西侬氏、云南孟养部皆有观望之意。上月侬氏土司侬智高遣使入谅山，与陈日熞密谈三日，虽未叛，然贡赋已迟缴半月。若我军轻出失利，土司恐倒戈相向，腹背受敌。”
“第六忧，币藏空虚之困。近年黄河治理耗银三百万两，赈灾用银二百万两，国库余银不足五百万。出兵十万，仅粮饷、军械、赏银便需耗银百万，若战事迁延，恐需加征赋税，动摇国本。永熙年间征安南，耗银五百万，致江南盐税加征三成，民怨沸腾，此非盛世之象。”
“第七忧，冬防将至之迫。北疆十月飞雪，边军冬衣、炭火尚未备足，大同总兵周毅奏‘现存冬衣仅万套，不足半数’。若此时开战，将士寒冻作战，非冻死即冻伤，何以言胜？往年十一月后，北疆战事皆停，盖因天寒难行，今若违时出兵，实违天时。”
“第八忧，镇刑司干政之患。镇刑司太监魏忠与魏庸勾结，屡插边事。上月大同粮道受阻，查系镇刑司番役私扣粮草倒卖，臣弹劾三次，皆被压下。若京营空虚，魏忠恐借机揽权，干预军务，前明永乐年间宦官干政误国之祸，不可不防。”
“第九忧，谍报传递之滞。北疆至京师千里，快马需五日；南疆至京师万里，驿马需十日。若战事急变，军情传递滞后，远水难救近火。元兴帝征瓦剌时，忽兰忽失温之战，前锋急报迟三日送达，致援军错失时机，此教训当记。”
“第十忧，胜后安置之难。即便侥幸破敌，北元退回漠北，南越缩回境南，我军亦难常驻。北疆漠南多荒漠，驻军需年年转运粮草，耗损巨大；南疆谅山多瘴疠，久驻则士卒多病。永熙帝弃安南，正因此地‘守之无益，弃之无损’，今若轻取再弃，反损天威。”
十条忧虑，条条切中要害，从将帅到土司，从国库到冬防，从内患到善后，环环相扣，将轻出之弊剖析得淋漓尽致。殿中静得能听见香炉里香灰落下的声音，连最主战的忻城伯赵武，也垂下了头。
萧桓看着御案上的《边事十忧折》，墨迹犹新，显然是连夜写就。每一页都密密麻麻，标注着数据、引着史实，甚至附了边镇兵力、粮草的明细账册 —— 谢渊为了这道奏折，必是彻夜未眠。他想起先皇永熙帝萧睿的教诲：“治国如弈棋，一步错，满盘输。边事尤甚，宁缓勿急，宁慎勿轻。” 当年永熙帝面对安南叛乱，力排众议，先遣使安抚，再练兵备粮，三年后才出兵，终获全胜，正是 “慎战” 的典范。
“李尚书，” 萧桓的声音打破了沉默，“谢御史所言十忧，你可有逐条应对之策？”
李肃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一条也答不上来。谢渊的十忧，涉及粮草、兵力、敌情、内患等方方面面，非一日之功可解，岂是仓促之间能应对的？他脸色涨得发紫，却不得不承认，谢渊的每一条都在理，若再强辩，反倒显得自己不顾国本。
“陛下，” 谢渊再次叩首，额头抵着冰凉的金砖，声音却愈发坚定，“臣非反对出兵，实反对‘轻出’。边民遭难，臣心如刀割，然救民需先保军，保军需先安国。臣请陛下依臣三策：一、命兵部会同玄夜卫，严查北元、南越真实兵力，五日内向陛下回报；二、令户部即刻调拨粮草五万石、冬衣两万套，运抵大同、凭祥，先解边军燃眉之急；三、暂调宣府兵五千援大同，广东兵三千援钦州，加固城防，待查清敌情、补足粮草，再议出征。”
王佐立刻附和：“臣愿领户部，三日内科派粮草，五日内启运，绝不延误！查大同仓现存粮三万石，凭祥仓一万八千石，加拨五万石后，可支一月，足够支撑至查清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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