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韩雍欣慰的是，各州推举的 “贤民” 里，有七成是昔日的流民。他们带着乡亲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把中原的农耕技术传到南疆。玄夜卫在巡查时发现，连偏远的村寨都贴着 “守法安身” 的标语，孩子们追着官差问 “先生教的字怎么写”，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风宪司的巡查御史回奏京师：“南疆吏治清明，韩雍所推‘教化为先、律法为辅’之策，深得民心。前镇刑司旧党试图煽动流民闹事，却无人响应，皆因百姓知朝廷是真心为他们好。” 萧桓下旨嘉奖韩雍 “治南疆有功，加太子少傅衔，赏银千两”，韩雍却将银子全捐给了学堂，奏请 “再增十所学堂，广聘先生”。
片尾
《大吴会典?南疆志》 载：“‘两广流民尽数返乡，户口恢复至叛乱前水平，赋税年收入达三十万两，较叛乱前增五成’。学堂‘增至五十所，入学儿童逾三千，聘秀才先生八十名’，乡约堂‘普及至各村寨，纠纷调解率九成， crime 率较往年降七成’。钦州港‘商船年均三百艘，与安南、暹罗通商，岁入珍珠、香料折银二十万两’。
《大吴史?韩雍传》 记：‘雍治南疆，不求速效求长效，不重刑罚重教化。修学堂则民智开，设乡约则民心齐，通商路则民生富。终德佑一朝，南疆无大叛乱，百姓‘家有存粮，户有学子’，称其为‘韩青天’。’”
卷尾
《大吴史?德佑本纪》 论曰：“南疆之乱，非独土司之恶，亦因教化未及、吏治未清。德佑中兴之要，在‘乱后能治，治后能稳’。萧桓用韩雍之谋，弃‘高压镇抚’之旧策，行‘教化开民智、律法安民心’之新途，实为远见。
韩雍以‘借粮还民’解燃眉，以‘通商复市’兴经济，以‘学堂乡约’固根本，三步连环，层层递进。其可贵者，在‘知民心易动难安，故以实惠安其生；知民智未开易惑，故以教化启其蒙’。玄夜卫之监察防吏治之腐，风宪司之督导保政策之行，终成‘南疆复安，赋税日增’之局。
史称‘德佑一朝，北拒元、南平叛、中安内，皆赖制度革新与民心向背’。南疆复安，非仅一地之安，实乃治国理念之验 ——‘民为邦本，本固则邦宁；教为邦基，基厚则邦兴’。此理至今昭然，为后世治国者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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