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霉变？” 谢渊起身，走到案前，取出去年秦飞呈的《漕船密封改进图》，“去年已让工部改造漕船，船底加防潮层，舱顶覆油布，怎会霉变至三成？且陈侍郎可记得，元兴二十年，江南连雨两月，漕运损耗也仅一成二，今岁雨势远不及当年，损耗却翻倍，这如何解释？” 陈忠被问得语塞，只反复道：“此一时彼一时，旧例不可循……”
谢渊打断他：“旧例若不可循，为何元兴朝三十年，漕运损耗从未超一成五？陈侍郎，你且回去告诉刘尚书，增征漕粮之事，待我查清真伪再议。” 陈忠见谢渊态度坚决，不敢多言，躬身退去，走到门口时，袖中滑落一张纸，谢渊瞥见上面写着 “苏州士绅愿捐银两万，助刘尚书‘推动’增征”—— 官绅勾结的证据，竟就这样落在眼前。
陈忠走后，谢渊立刻召来秦飞，将那张滑落的纸递给他：“你即刻去查苏州士绅与刘焕的往来，尤其是近期的银钱交易，另外，去户部档案库，调元兴朝至成武朝的漕运损耗账册，重点查多雨年份的损耗记录。” 秦飞接过纸，指尖捏紧：“大人放心，属下定能查清楚，绝不让他们用‘损耗’之名盘剥百姓。”
两日后，秦飞肩扛布囊，额角沾着未干的汗，脚步匆匆踏入兵部衙署 —— 布囊解开时，三十余卷元兴朝《漕运损耗清册》堆叠案上，封面皆用玄色粗布装裱，边角因年深日久泛着毛边，纸页是永熙帝时期特造的桑皮纸，虽泛黄发脆，却仍挺括，指尖拂过，能觉出纸纤维的粗粝质感，是历经数十年仍未朽坏的旧物。
谢渊起身离座，未命亲兵接手，亲自上前捻起最上层一卷。这卷是元兴二十年的清册，封面贴着朱红标签，上书 “元兴贰拾年江南漕运损耗清册?苏州府造报”，标签右下角钤着 “户部漕运清吏司核验印” 的小方印，印泥虽淡，篆字仍清晰可辨。他指尖轻轻掀开封面，第一页便是漕运总额记录，用小楷工整写着 “江南漕运本年额定解京三十万石，起运于三月初旬，分由苏州、松江、常州三府码头发船，共调漕船两百一十艘”，墨迹是元兴朝特用的松烟墨，虽经岁月，仍黑亮如新。
目光下移至 “损耗明细” 栏，朱笔批注格外醒目：“苏州府码头损粮一万二千石，松江府码头损粮九千石，常州府码头损粮一万五千石，合计三万六千石，占额一成二。缘由：本年四月至六月江南连雨两月，漕船抵京时舱角有少量霉变，经户部主事、漕运总督署参军、玄夜卫北司文勘官三方核验，霉变粮石皆封存销毁，损耗粮款从三府码头官本年俸禄中扣除，苏州府码头官王某某、松江府码头官王某某、常州府码头官李某某各革职留任，次年无损耗方许复职。” 字句间透着严谨，连 “霉变粮石封存于京师西仓，编号‘元兴贰拾年霉粮字第壹至叁号’” 的细节都一一载明，末尾还附有三位核验官的签名，笔迹各不相同，显是亲笔署押。
谢渊指尖捻过纸页，翻至元兴年的清册。这卷纸页略薄，是元兴中后期的漕运专用纸，记录更为细致：“本年江南漕运额三十万石，损耗三万石，占额一成。缘由：松江府码头漕卒张某某等五人装卸时失手，撞损粮袋二十余条，粮石散入河中，经核验无霉变、无私匿。处理：漕卒张某某等五人各罚俸三月，罚银充入漕运码头修缮费，漕卒考绩记‘下等’，次年无过失方许升‘中等’；码头官刘某某监管不力，罚俸一月，仍留原任。” 页边还贴着一张小字笺，是户部后续核查记录：“次年松江府码头无损耗，张某某等五人复俸，刘某某考绩复‘中等’”，笺上钤着 “元兴贰拾陆年户部漕运司复查印”，墨色稍浅，却是实打实的闭环管理。
谢渊将两卷清册并排放置，指尖在 “一成”“一成二” 的数字上轻轻摩挲，纸页上的墨迹仿佛还带着元兴朝漕运官的严谨心气。他想起方才秦飞附耳说的话 ——“找这些账册时，见户部档案库角落里堆着近年的报损册，纸页崭新，却多是‘损耗缘由’栏空泛，只写‘霉变’‘失损’，无核验人签名，更无追责记录”—— 两相对比，元兴朝的规制与今时的潦草，简直判若云泥。
窗外的风裹着凉意灌进来，吹得账册纸页微微颤动。谢渊抬手按住纸角，目光扫过案上堆叠的三十余卷清册 —— 从元兴元年到元兴三十年，每一卷的损耗记录都在一成至一成二之间，偶有年景差时略超，却必有详实的缘由、明确的追责、后续的核查，从无 “三成损耗” 的荒诞记录。他指尖微微用力，纸页边缘被捏出浅痕，心中的疑云彻底散去，取而代之的是沉甸甸的怒意：元兴朝凭制度能将损耗控在一成二内，今时既有漕船改造之利，又有去年改革之基，却报出三成损耗，分明是官绅勾结，借 “损耗” 之名吞粮，把国脉当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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