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宫岁月，朕亦闻成武执政之况：其初登帝位，虽有整顿朝纲之意，却无治国之才，宠信宦官，疏远贤臣，谢渊虽任兵部尚书，却处处受制。及成武病重，太子萧烨年幼，宗室觊觎帝位，外戚蠢蠢欲动，北疆匈奴再次犯边，江南水患复起，大吴江山，竟比朕德佑末年更显危殆。市井流言四起，“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 之语传遍京师，百姓皆念德佑初年之轻徭薄赋，却恨朕当年之操之过急。朕闻之，既愧且痛：愧当年之失误，痛万民之苦难。
彼时朕便暗下决心：若有复登大宝之日，必改弦更张，修 “实德” 以安民心，承 “天命” 以固国本。然何为 “实德”？非减免租赋之虚名，乃让万民有田种、有饭吃、有衣穿之实效；非宽恕罪臣之虚仁，乃整饬吏治、清明政风之实功；非标榜仁德之虚言，乃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之实行。何为 “天命”？非星象谶语之玄说，乃 “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之实理 —— 民安则天命在，民乱则天命去。
天德元年正月，石崇、徐靖等诸臣拥朕复位，朕于奉天殿重登大宝。当日即有大臣奏请：“陛下复位，当复‘德佑’年号，以彰先帝之误，以明陛下之正。” 朕沉吟良久，终摇头拒之。朕曰：“德佑之号，朕少年之过也。昔以‘德佑’为名，却行‘失德’之事，致国乱民苦。今朕复位，当洗心革面，另立新元，以明朕过，以表朕志。” 遂诏告天下，定年号 “天德”。
其一曰 “敬天以明命”。朕昔年不解 “天命”，以为 “天命在朕”，遂刚愎自用，恣意而为。南宫七载方知：“天” 者，非高高在上之神只，乃万民之民心、社稷之安危也。《尚书》有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故 “敬天” 者，非焚香拜祭之虚礼，乃体察民情、顺应民心之实举。复位以来，朕每日于御书房批阅奏章至深夜，凡涉及民生之事，必反复斟酌：北疆戍卒之粮饷，是否按时发放？江南灾民之安置，是否落实到位？地方官之考核，是否以民生为要？朕常对近臣言：“朕每食一餐，必念农夫之耕；每穿一衣，必念织女之织。此乃‘敬天’之实也。” 天德元年冬，关中再次降雪，朕亲至京郊粮仓，查看赈灾粮储备，见粮堆充实，百姓有序领粮，方觉 “敬天” 之道，在于安民。
其二曰 “修德以配天”。若 “天” 为民心，则 “德” 为君行。朕昔年之 “德”，乃 “浅德”“虚德”；今之 “德”，乃 “实德”“深德”。复位以来，朕未急于推行新政，先命谢渊、王直等重臣遍历天下，体察民情，历时三月，汇总成《天下民生疏》，详列各地赋税、灾荒、吏治之实况。依据此疏，朕颁行 “均田新令”：非夺宗室之田，乃将官田、荒田分给流民，许其永为己业；非急削藩王兵权，乃逐步收回藩王对地方之行政权，保留其经济待遇，以安其心。天德元年，减免天下租赋三成，然要求地方官 “据实上报，不得克扣”，派御史巡查，斩贪腐县令五人，黜庸碌郡守三人，吏治为之一清。天德二年，遣名将镇守北疆，既整饬军纪，又开边市与匈奴贸易，匈奴可汗遣使求和，北疆息烽。天德三年，兴修江南水利，调集国库银两，招募流民务工，既解水患，又增民收入。此等举措，非朕 “仁德”，乃朕补过；非朕 “果决”，乃朕务实。谢渊赞曰：“陛下今日之‘德’，乃万民可感之‘德’，比德佑年间，深矣、实矣。”
其三曰 “承天以立极”。朕复位之初，朝局动荡：代宗旧臣心有疑虑，朕之旧部骄矜自满，宗室外戚各怀心思。朕以 “天德” 为号，既明 “天命在民”，亦明 “君权当受约束”。复位当日，朕即颁诏：“自今往后，凡军国大事，必与宰臣商议，非紧急军情，不得独断；凡官员任免，必经吏部考核、御史监察，不得私授；凡皇室用度，必由户部审核，不得逾制。” 石崇、徐靖等旧臣欲求高位，朕虽念其拥立之功，却仅封其为 “镇北公”“镇南公”，遣其镇守边疆，削其京中兵权；谢渊乃代宗旧臣，却因忠勤国事、体察民情，朕仍任其为兵部尚书，委以重任。朕常对群臣言：“朕非‘天选之子’，乃‘民选之君’。若朕行失德之事，诸卿当谏之；若朕违民心之举，万民当弃之。‘天德’之号，既是朕对天下之承诺，亦是朕对己之警醒。”
朕闻，古之帝王，封泰山者二十有二，皆因 “功成治定，天下太平”。今朕复位三载，虽未达 “太平盛世” 之境，然北疆息烽，南亩丰登，吏治清明，万民安居，较之德佑末年，已有天壤之别。群臣屡请封禅，朕初拒之，以为 “功未大成，德未厚积”。然谢渊曰：“封禅非为炫耀功绩，乃为告天谢民，以明年号之变，以固民心之基。陛下从‘德佑’到‘天德’，乃从少年鲁莽到中年稳重之蜕变，乃从虚仁浅德到实德深仁之升华，当告于天地，晓于万民，使天下知陛下之心，信大吴之兴。” 朕深以为然，遂定今日东巡泰山，行封禅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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