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恢复农业生产，萧桓还推行“劝农令”：凡开垦荒地者，三年免征赋税；养殖牛羊超过百头者，官府给予奖励；有经验的老农，可被聘为“农官”，指导百姓耕种。在京城郊外，萧桓亲自开垦了一亩试验田，种植新引进的水稻，每逢休沐日，便带着百官去田里劳作，以身作则鼓励农耕。
几个月后，江南的防洪大堤建成，西北的新麦种也长出了嫩芽。刘怀安从江南送来奏报，说灾民们已陆续返回家园，重建房屋，田地里也插上了新的秧苗；蒙傲与张伏阁老则送来西北的麦穗，颗粒饱满。萧桓拿着那穗麦子，放在鼻尖轻嗅，闻到了阳光与泥土的气息，他对徐英、张伏等臣道：“百姓有饭吃，国家才能安稳，这才是根本。”
蒙傲整顿禁军的第一步，便是废除“世袭军职”。魏党掌权时，许多将领靠世袭占据高位，却毫无军事才能，有个禁军副将，连基本的队列都指挥不好，却因是魏进忠的义子，稳坐高位。蒙傲将这些世袭将领全部调离，安排他们去负责后勤，同时从边军中选拔战功卓着的校尉补充进来，其中就有岳谦的儿子岳峰。
岳峰继承了父亲的勇猛，在西北戍边时，曾单人独骑斩杀三名鞑靼骑兵。蒙傲见他武艺高强、军纪严明，便奏请萧桓，提拔他为禁军副总管。萧桓召见岳峰时，见他身上的铠甲还带着刀痕，不禁感叹道：“虎父无犬子，岳将军若在天有灵，定会为你骄傲。”岳峰跪地泣道：“臣愿以死报国，绝不辜负陛下与父亲的期望。”
为了提高禁军的战斗力，蒙傲制定了严格的训练制度：每日卯时操练，午时学习兵法，酉时考核，考核不合格者一律降级。他还亲自担任教头，演示枪法、刀法，禁军士兵们见主将如此勤勉，训练也愈发刻苦。有个士兵偷懒，被蒙傲发现后，罚他负重跑五十里，从此再也无人敢懈怠。
边关的防御同样重要。萧桓下旨让张伏阁老牵头，加固西北、东北的长城，增设烽火台，同时将魏党克扣的军饷、粮草全部补发到位。他还派使者前往吐蕃、高丽，重申友好盟约，稳定边境关系。鞑靼见大吴军威重振，不敢再轻易挑衅，主动派人来朝贡，送来战马千匹、牛羊万头，请求恢复互市。张伏阁老与蒙傲共同拟定互市章程，确保边境贸易有序进行。
一日深夜，西北传来急报：鞑靼的一支骑兵越界劫掠，杀死了三名边民。蒙傲请旨出征，萧桓却道：“先派使者交涉，若鞑靼愿意赔偿损失、严惩凶手，便不必动武；若他们执意顽抗，再出兵不迟。”张伏阁老随即拟写交涉文书，明确提出赔偿与惩凶要求。使者带着萧桓的诏书与张伏的文书前往鞑靼王庭，鞑靼可汗见大吴准备充分，不敢得罪，当即处死了劫掠的骑兵，赔偿了大量的财物。此事过后，边关愈发安稳，百姓们得以安居乐业。
魏党掌权时，大兴文字狱，许多文人因写诗、着文被诬陷“讥讽朝政”，关进大牢。萧桓下旨命翰林院牵头，整理这些冤狱，为受迫害的文人平反昭雪。有个叫沈修的诗人，因写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被魏党定为“反诗”，流放三千里，萧桓不仅召他回京，还任命他为翰林院编修，让他负责编纂《天德诗集》。
为了鼓励文化发展，萧桓下旨恢复科举考试，取消魏党设立的“颂文”考核，重新以经义、诗赋为主要考试内容。他还下令修建“崇文馆”，收藏历代典籍，聘请着名学者担任馆长，允许百姓入馆读书。崇文馆开馆之日，百姓们纷纷前来，有个老秀才捧着祖传的典籍，激动地说：“魏党毁书坑儒，陛下兴文重教，这是大吴的福气啊！”
谢渊的文集在他遇害后被魏党烧毁，萧桓命人搜集他的遗稿，由阁老、沈修等人整理成册，命名为《谢公奏议》，刊印发行。书中收录了谢渊弹劾魏党的三十余篇奏折，字字泣血，感人至深。萧桓亲自为文集作序，写道：“谢卿以丹心照日月，以忠骨撑乾坤，其精神当永垂不朽。”杨启阁老将文集分发给新上任的官员，以此警示众人坚守忠节。
针对魏党篡改史书的行为，萧桓成立了“国史编纂局”，由阁老担任总裁官，要求编纂者“秉笔直书，不隐恶，不溢美”。他将魏党制造的冤狱、贪腐的罪行全部记入史书，同时也记载了忠良们的事迹，让后人能够明辨是非。有编纂官担心记载魏党的罪行会“玷污史书”，萧桓却道：“只有正视历史，才能避免重蹈覆辙。”杨启阁老亦补充：“如实记载方能警示后人，此乃国史之责。”
文治复兴不仅体现在朝堂，更深入民间。江南的戏班编演了《谢渊血谏》《肃奸记》等剧目，在街头巷尾演出，百姓们看得热泪盈眶；西北的书生们自发组织读书会，研读《谢公奏议》，讨论治国之道。文化的复苏，如春风化雨，让大吴的民心更加凝聚。
魏党掌权时，律法成为他们迫害忠良、欺压百姓的工具，许多条文被篡改得面目全非。萧桓命杨璞阁老牵头，联合翰林院、御史台，重修《大吴律》。他强调：“律法当如明镜，既照奸佞，也护良善，不可有半分偏私。”杨璞阁老精通律法，组织数十名精通律法的官员，历时三个月，终于完成了新的《大吴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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