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这么多“巧合”的案件，难道就没有人看出不对劲吗？
不，那位提刑按察使司的巡察御史就看出了不对劲，廖勋或许也看出了不对劲，但是他与陆衍之本身就有嫌隙，因此不排除他就是看不得陆衍之顺顺利利的。
除了这些人，其他人就没有发现不对劲？府衙、提刑按察使司其他官员，甚至是中央的大理寺，他们就没有看出不对劲吗？李逸相信肯定还有人看出了不对劲，但是他们都选择了“相信”。
但是这种选择“相信”是刻意的吗？也不尽然。
首先作为长吉县的上级部门，不管是府衙，还是专管刑事的提刑按察使司，在他们眼中，首要关注的不是这件案子合不合理，而是程序合不合法，流程是否完整，提交的物证、证词、文书等内容合不合规。
只要这些“硬性指标”是规范的，那么就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这也是一开始不管是王墩也好，还是李逸也好，都没有从程序上对这件案子进行调查的原因。从程序上来说，从长吉县到京城的大理寺，到最后刘家主脉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一切的一切，从程序上来说，就是环环相扣的。
抛开这个“硬性要求”，对于证词中是否过于完美、是否出现漏洞、是否自相矛盾等“软性要求”，在李逸看来，上级部门就未必会看的那么仔细了。
盖因上级部门一方面要处理的事情很多，他没有那么多精力、人力来抠这些“小细节”。再一个，就算发现了再去调查这些漏洞，需要上级部门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复核，例如实地探察，提审嫌疑人等，这些同样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和时间。
再有一个，上级部门与长吉县其实有一条隐藏的利益链，或者叫荣辱链条。
在中央朝廷看来，地方上的最重要的是稳定，以及能够给中央收取赋税以及服役。如果这时候县里出现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案子，那么作为上级部门，这时候在中央看来，他们就是一体的。
因此，长吉县能够这么完美的将刘家走私案破获，并且抄没家产充实国库，这在上级部门看来，这就是大功一件。下面人立功了，那么作为上级指导部门，不说与有荣焉，那也是引以为豪啊。
下次中央再要问起来，或者说中央突然要搞一个“全国案情攻坚白日”活动，那么这时候长吉县交出去的这份“完美案件”能不能够在全国露一露脸呢？那必须的啊！
这还只是说了好处，还有一条，那就是就算上级部门发现了这件事不对劲，但是上级部门真的要来查吗？查的话，真查出问题了，那么这时候不光是长吉县大小官员要吃瓜落，而且也证明上级部门在这起案件中存在监督不明等问题。
也就是说，查到最后，原本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反而成了长吉县与上级部门都需要担责的事情。
李逸自己设身处地，假设他自己是上级部门的主管领导，面对此事，就算发现了可能也会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作为一条战线上的同僚，这时候可能也会选择相信自己的同僚。
最后就是上级部门其实很难接触到地方案件本身，他们往往只能通过卷宗了解案件，至于卷宗中的上面提及的“软性矛盾点”，因为他们不了解，这时候也只能相信卷宗里说的。
所以，宁常府府衙以及省里的提刑按察使司衙门，或者更上面的大理寺，一定还有人看出不对劲，但是基于上面几点，让他们最终相信长吉县所报上来的这份卷宗是公正的。
接下来两天，李逸与王怀远白天基本上窝在这个静室里面看案卷，晚上则回到住处整理白天看案卷发现的疑点以及这里面所涉及到的人员。
里面很多人在结束查阅案卷之后，需要一一去走访，其中不仅有当时的证人、刘家人，还有参与调查案件的官方人员。幸好这些内容案卷上都有，甚至是每一份证词上面除了证人的证词、问询的时间，还有问询人员的记载。
这些都为李逸后续调查提供了帮助。
在看完县衙关于刘家一案的案卷之后，李逸又看了看被封存起来的廖勋调查此案的卷宗，结果看完之后，微微皱眉。
倒不是说廖勋的这些调查资料没有用，很多都是有用的，因为他当年再次问询过一些人，结果发现这些人的供词与县衙保存的证词出现了偏差。而且证词与证词之间，也出现了矛盾。
这说明这件案子其实是有问题的，不过也不能排除是因为案子发生时间长了，证人们的记忆出现了偏差，这都是有可能的
如果是这样，反倒给李逸出了一个难题，那就是现如今距离当初已经过去七年，很多人在不在长吉县，或者在不在世都还不好说。就算在，他们现如今的证词又有几分可信度呢，毕竟已经过去七年了，很多细节可能早就忘了。
“哎！”
“李大人何故叹气？”王怀远的声音自旁边响起。通过这两日的相处，李逸对这个做什么都好像一板一眼的文士，多少有些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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