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纠纷的司法处理陷入困境：按宋律，“逃田”归官府所有，允许流民耕种；但土着田主常以“祖业”为由争讼，地方官为平息矛盾，往往采取“平分其田”的折中方案，却导致双方均不满意。绍兴六年（1136年），朝廷不得不颁布《土客田宅法》，规定：“凡流民占耕逃田满三年，旧主无凭验者，听为民业；不足三年者，与旧主中分。”这一法律实质上承认了流民对部分土地的占有权，却也埋下了长期产权纠纷的隐患。
（二）户籍权益与赋役不均
临时户籍与土着户籍的权益差异引发系统性矛盾。在赋役负担上，临时户籍虽享受初期减免，但“身丁税”按人丁征收，流民家庭多子女，负担反重于土着主户（主户按田亩征税）。如绍兴十年（1140年），饶州（今江西鄱阳）土着投诉：“流寓之民，占田不及三顷，而身丁税至五十缗，反重于有田主户。”
更严重的是户籍身份的社会歧视。临时户籍者被称为“侨寓”“浮客”，不得参与地方乡役（如里正、户长），在科举考试中也受限制（初期需返回原籍应试）。这种歧视催生了“伪冒附籍”现象——部分流民通过贿赂胥吏，将临时户籍改为土着户籍，导致“土着日少，伪籍日多，赋役不均，民怨沸腾”（《宋会要辑稿·食货》）。绍兴十二年（1142年），朝廷清查两浙路户籍，发现伪冒附籍者竟达二十余万户，占流民总数的四成。
（三）社会冲突与文化隔阂
土客矛盾逐渐升级为群体性冲突。绍兴元年（1131年），衢州流民因争夺滩涂开垦权，与土着爆发大规模械斗，“杀伤百余人，焚屋数百间”；绍兴五年（1135年），湖州土着聚众驱逐流民，“毁其庐舍，掠其财物”，迫使朝廷派军队弹压。
文化隔阂加剧了对立情绪。北方流民保留着中原习俗，与南方土着的“吴越文化”形成差异。如北方人喜食面食，推动南方麦价上涨，引发土着不满；流民聚居区盛行的“杂剧”“说话”等艺术形式，也被部分士大夫视为“粗俗不雅”。这种文化冲突在士大夫阶层尤为明显，朱熹曾感叹：“中原衣冠南渡，虽带来圣贤典籍，然风俗异于南方，水土不服，渐成隔阂。”
四、制度调适：南宋朝廷的应对策略与历史局限
面对临时户籍制度引发的种种危机，南宋朝廷不得不进行政策调整。从绍兴初年到乾道年间（1131—1173年），一系列改革措施相继出台，试图在稳定流民与安抚土着之间寻求平衡。
（一）土地政策的优化与利益协调
1. 官田分配制度化：绍兴五年（1135年），朝廷颁布《营田令》，将江淮地区的官田按人口分配给流民，“人给田十亩，贷牛种钱百缗”，并规定三年后收归国有或允许流民“承买为永业”。这一政策使流民获得稳定的土地来源，减少了与土着的直接冲突。
2. 逃田处理规范化：绍兴七年（1137年），设立“逃田所”，专门处理土地纠纷，规定：“旧主归业者，给还其田；已由流民垦种者，许旧主收取租课，流民转为佃户。”这一折中方案既保障了旧主权益，又避免流民失业。
3. 开垦政策倾斜化：鼓励流民开垦南方未开发地区，如福建、广东的山区，规定“开垦荒田，五年不纳税”，并给予“永业田”资格。这一政策推动了南方边疆地区的开发，如汀州（今福建长汀）在绍兴年间因流民开垦，户籍从三万增至五万余户。
（二）户籍管理的完善与权益调整
1. 临时户籍分类化：将流民分为“归正人”（原属金朝后归宋者）、“侨寓户”（普通流民）、“浮客”（城市流动人口）三类，给予不同待遇。“归正人”可优先分配官田，“侨寓户”定居满七年可转为土着户籍，“浮客”则登记于“坊郭户”，缴纳商税。
2. 赋役制度弹性化：绍兴十二年（1142年），将临时户籍的“身丁税”改为按资产征收，与土着主户一致；同时规定，流民开垦的荒地前三年免税，第四年起按半数征收。这一调整缓解了赋役不均的矛盾。
3. 科举权益平等化：绍兴十五年（1145年），允许寄居满七年的流民参加本地科举考试，“与土着士民一体应试”。这一政策极大缓和了流民士人的不满，如陆游家族即为北方移民，通过科举在南宋朝堂占据重要地位。
（三）社会整合的尝试与历史局限
朝廷还尝试通过文化整合缓解土客矛盾。如在流民聚居区设立“乡校”，推广儒家教育；鼓励士大夫编纂地方志，强调“南北同风”；甚至通过官方祭祀活动，将北方神只（如关羽）与南方信仰（如伍子胥）并列，营造文化认同。
但这些措施未能根本解决问题：一方面，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使土客争夺长期存在，至南宋中后期，江南地区仍有“流民占田，土着失业”的记载；另一方面，临时户籍制度本身的过渡性，使其难以突破“主客有别”的框架，直到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年），才逐步将稳定定居的流民纳入正式户籍，但仍保留“寄居”“占籍”等特殊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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