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驱口制度研究：户籍体系下的阶级割裂与社会矛盾
引言：历史语境中的驱口制度
公元13世纪，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在建立横跨亚欧的庞大帝国过程中，一种特殊的人口掠夺与统治方式——“驱口”制度，被纳入元朝的户籍与社会管理体系。驱口，即战争中被掳掠或通过其他途径沦为奴隶的人口，其户籍不属州县，而附属于主人户籍，形成“主从依附”的人身关系。这一制度并非蒙古草原奴隶制的简单延续，而是在征服农耕文明后，与中原户籍制度碰撞融合的产物。它不仅打破了唐宋以来“编户齐民”的相对平等结构，更通过法律与户籍的双重固化，使社会阶级分化呈现制度化特征。本文将从驱口制度的起源、法律身份、经济角色、社会影响等维度，剖析其如何在元朝户籍体系中埋下阶级矛盾的隐患，并对元代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一、驱口制度的起源与发展：从战争掠夺到制度固化
（一）蒙古征服战争与驱口的初始来源
蒙古帝国的扩张史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掳掠。1211年蒙古攻金开始，“凡破城邑，不问老幼、贫富、顺逆，皆杀之，略取子女玉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被掳人口被称为“驱”或“驱口”，意为“被驱赶的人口”。这些人口一部分成为蒙古贵族、军将的私属，另一部分被充作“军驱”，随军服役。如1232年汴京之役后，蒙古将领速不台“取民为奴，曰‘大手驱’”（《元史·太宗纪》），此类驱口直接依附于军事集团，成为战争资源的一部分。
征服南宋的过程中，驱口来源进一步扩大。1275年，伯颜率军南下时，曾下令“所过州县，取民为奴者，杀无赦”，但实际执行中，士兵掳掠仍屡禁不止。《元典章》记载，至元年间，江南地区“富室大家，多以良民为驱口，动辄千百”，可见驱口数量已随战争规模膨胀而激增。除战争掳掠外，债务卖身、犯罪籍没、人口买卖亦成为驱口的补充来源。如《通制条格》规定：“诸良民典雇与人为驱口者，拟合禁断”，侧面反映出债务导致的人身依附现象普遍。
（二）元朝建立后的制度规范化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为巩固统治，试图将驱口制度纳入国家法律框架。至元八年（1271年），朝廷明确规定：“驱口户籍，附于主家户下，止立子户，不别入州县版籍”（《元史·食货志》）。这一规定将驱口从“战争战利品”转化为“合法私产”，其户籍以“子户”形式附属于主人户籍，形成“主户—驱口”的层级结构。例如，蒙古贵族的户籍簿中，除本户人口外，还需登记驱口的姓名、年龄、来源，地方官府对此类户籍仅作备案，不直接管理。
元廷还通过法律细化驱口的归属与转移。《大元通制》规定：“驱口身故，其妻子并听本主使唤”，“驱口男女婚姻，皆由主家匹配”，甚至“驱口首告主家非理打死，官府不受理”。这些条款将驱口完全视为主人的财产，剥夺其基本人身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元朝对驱口的管理并非完全放任，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曾下诏：“诸王、公主、驸马、勋臣及诸投下，不得擅招民户为驱口”，试图限制贵族私自扩充私属人口，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蒙古勋贵势力强大，禁令效果有限。
二、驱口的法律身份与户籍管理：制度性的阶级割裂
（一）法律层面的“非人化”定位
在元朝法律体系中，驱口与自由民（“良人”）的身份鸿沟被明确界定。《元典章》“杀伤驱口”条规定：“良人杀他人驱口，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驱口杀良人，处死”，刑罚轻重差异悬殊，显示驱口的法律地位近似于“物”而非“人”。更甚者，主人对驱口有“生杀予夺”之权：“诸主因怒，辄以铁骨朵、杖刃杀其驱口，及亏其肢体者，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即便是谋杀驱口，主人仅受杖刑与罚金，与杀害良人的死刑形成鲜明对比。
驱口的身份还具有世袭性。《通制条格》规定：“驱口所生子女，曰‘家生驱口’，永为奴婢”，其后代无法通过自身努力改变身份，形成固定的奴隶阶层。这种世袭制与唐宋时期“部曲”可通过放免转为良民的制度截然不同，使阶级固化程度更深。此外，驱口被严禁参加科举考试，《元史·选举志》明确规定“娼优、驱口之家，不得应举”，从制度上断绝了其向上流动的可能。
（二）户籍体系中的附属性结构
元朝户籍制度实行“诸色户计”，将全国人口按职业、民族等分为民户、军户、站户、匠户等，而驱口户籍则独立于这一体系之外，形成“附籍”制度。具体而言，主人户籍称为“正户”，驱口以“驱丁”名义登记于正户之下，如《元典章》记载某蒙古贵族户籍：“正户孛儿只斤氏，驱丁一百二十口，内家生驱口九十，俘获驱口三十”。这种附籍方式导致驱口不承担国家赋役，其劳动产出全部归主人所有，而国家赋税则主要由自由民户承担，形成“主户获利、国家失税”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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